什么才算是“好的经济学”？
《好的经济学》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最新著作。两位经济学家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当他们看到不平等问题在全球各地愈演愈烈，环境灾害和全球政策灾难迫在眉睫，他们希望有一本书能够帮助大家保持希望，找出问题，并探讨如何让世界重回正轨。
这是一本写给大众的“经济学读物”，尽管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手，但全书只有两个简单的图表，完全没有复杂的公式和抽象的定律，全然不似想象中的经济学著作那般晦涩难懂。实际上，第一章读完，便能感觉到两位经济学家既不高高在上，也不急于说教。他们无奈又心酸地面对一个事实：“大众不信任经济学家。”
如何让经济学家重获信任呢？既然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人类更幸福”，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是获得认可，是被需要、被尊重，它是有情感、有温度的。幸福并不仅仅是工资的涨幅和存款的金额。那么因此，经济学也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公式、数字、定律，更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审视、脱离现实的假定。它也应该是复杂的、流动的、有温度的。
以此为原点，两位经济学家探讨了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关键影响的一系列核心议题：移民和全球贸易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吗？民粹主义和种族歧视为何大行其道？怎样的社会福利计划和经济政策才真正有效？
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跳脱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思考框架，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构架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之上，正如以下这段描述中所说：“经济学假想了一个活力不可抑制的世界：人们总是有灵感，随心所欲换工作，从制造机器转向制作音乐，想辞职就辞职，然后决定环游世界。新企业不断诞生、崛起、失败、消亡，由更时髦、更卓越的创意取而代之。生产力在断断续续的跳跃中增长，国家变得更富有。曼彻斯特工厂生产的产品转移到孟买的工厂，然后转移到缅甸的工厂，也许有一天会转移到蒙巴萨或摩加迪沙的工厂。曼彻斯特以‘数字曼彻斯特’的形象获得重生，孟买将其工厂改造成高档住宅和购物中心，在那里，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会花掉他们新赚来的丰厚薪资。机遇无处不在，时刻等待着需要它们的人去发现和抓住。”
可惜，这并不是现实。现实的情况远比存在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假想世界”复杂得多，假设并不一定总是成立，定理并不一定总会奏效，总会有问题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而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常常又因为过于细微而难以被察觉。最终的结果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点出了这些“细微而难以被察觉”的原因，戳穿了许多看起来貌似很有道理的“普遍观念”，从而揭开了被表面现象所掩盖的真相，即：导致移民问题、贸易摩擦、种族歧视等各类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以下两个例子，便很好地展现了作者是如何跳出纯理论框架，从更为现实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和思考：
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理论：供给—需求理论。特朗普声称美国已经“满员”，墨西哥移民会“偷走”美国人的工作，正是基于经典的供需理论：“世界上到处都是穷人，如果他们能想方设法去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任何地方），当然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因此，不论他们原本在哪里，哪怕只有一半的机会，他们也肯定会选择离开，来到我们的国家，从而拉低我们的工资水平，让大部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变得更加穷困。”
然而，作者指出，这个推理逻辑简单、具有迷惑性，同时也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移民似乎改善了自身和包括本地居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这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但与关于供需关系的标准说法呈弱相关。政客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拿移民问题大做文章，夸大其词，煽动民众对移民的恐慌；公众也许不明白这一点，但悲哀的是即便当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推理的破绽所在，却仍然顽固不化：真相无法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单纯地思考移民问题就已经让人变得狭隘，就连事实摆在眼前也没办法阻止他们对移民抱有偏见。
两位作者抽丝剥茧，详细阐述了供需理论为何不适用于移民问题。原因包括人际关系、家庭纽带、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风险与不确定性等等。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转移到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社会人”身上时，便会发现，理论中会因为更高的收入而移民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因为一声婴儿的啼哭而甘愿与家人一起留在家乡挨饿。
与之类似，经典的偏好理论告诉我们：偏好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是连贯、稳定的。人们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一致性的，而不是一系列随机的奇思怪想的集合。这也就是说，觉得香蕉比苹果好吃的人会一直喜欢香蕉，不会一觉醒来觉得苹果比香蕉更好。乍一看，这段关于标准偏好的描述似乎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现实中，情况也确实如此吗？
并不一定。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在浏览社交媒体或者观看直播时，是否有过这种情况：本来没什么想买的，只是随便看看，谁知一路看下来，觉得这个很好，那个很心动，全部都想要……这是喜欢？想要？还是需要？而若我们将目光从个人扩展到整个社会，那么充分了解偏好究竟从何而来，受何影响，便有了更加深刻的经济学含义。作者写道：“试图理解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是值得的。特别是，如果不解决这些偏好代表了什么、从何而来的问题，就不可能思考我们在本书中将面临的政策选择。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的极限、不平等的痛苦，或者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区分个人需要和愿望，以及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重视这些欲望的问题。”
通过一系列深入探究，作者认为，关于偏好，更加符合现实的描述应该是：“人们表现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有着不同的偏好。在特殊情况下，环境选择了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人格。我们的信念，甚至是我们自认为的深层偏好，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上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或娱乐，我们所属的俱乐部，我们想要加入的俱乐部，所有这些造就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偏好。”因此，经济学家喜欢的“标准偏好”往往不存在，偏好会受到多种可变因素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为何民粹主义、种族歧视等各类偏见在当今社会依然大行其道：我们关于自身的信念，一部分是由我们的情感需求塑造出来的；当我们令自己失望时，会感觉很糟糕。我们在关于自身的信念上投放的情感价值，会扭曲我们关于他人的信念。
而与此同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认为自己是正派的人。比如说，我们不喜欢自认为是种族主义者，因此，如果我们对他人抱有负面看法，我们会倾向于通过指责他们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实或事实核查似乎并没有对人们的观点产生多大影响，至少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大众对于移民的态度。面对面的接触可以减少偏见和歧视，然而现在阶层固化，逆全球化兴盛，跨越种族、国界、阶层的面对面交流越来越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最开始的本能防御反应被一套精心构建的、看似强有力的论点所取代。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觉得，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意见，根据其“坚定”程度判断，要么是暗示我们道德缺失，要么是质疑我们的智商。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的观点之争就会演变成暴力。
那么，要减少冲突，就要放弃纠正错误的观点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该停止说出真相，但是用一种不按个人道德标准进行评定的方式来表达，会更加有效。运用涉及他人的评判之前，先肯定对方的价值观，这样可能会减少偏见。而且，这种策略在自尊尚未受到连续打击时更有可能奏效。这强调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政策，将援助之手伸向经济活动幸存者之外的地方。对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贸易和其他破坏性因素而工作面临威胁的人，要努力恢复他们的尊严。这些政策必须有效地抗衡自信心的丧失，老派的政府援助单靠自己是无法奏效的。”
读至此处，你或许已然感受到两位作者的脉脉温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从始至终都体现着两位作者对穷人发自真心的怜悯与关怀。政府援助往往将重点放在解决温饱，但他们强调，对于贫困群体精神层面的关注，同样不容忽视。当了解到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后，这便不难理解了：阿比吉特和埃斯特获得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因为他们为缓解全球贫困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运用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他们得以超越经济学发展中长久以来的纸上谈兵和理论推演，转而深入真实的社会环境之中，通过亲身体验去了解穷人的生活，以探索贫穷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在本书中，作者也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探寻到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说，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常常隐藏于细微末节之处。而解决好这些“小问题”，则恰恰是打开许多看似难解的困境的钥匙。由此看来，所谓“好的经济学”，意味着研究者需躬身入局，亲自体察问题之所在，并以所感所学开出能切实解决问题的良方。
对于更为宏大的全球议题，作者也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观点。例如，反对移民、贸易摩擦等各种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趋缓、分配不公，这些问题的出现只是表象和替罪羊。“唯经济增长”政策，会损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而针对超高收入的高边际所得税率，是限制最高收入不平等现象激增的极其明智的做法。具体的改变有赖于政策的支持和落实，而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
因此，经济学家不应是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亦不应是政客的喉舌，只有真正怀有经世济民之心，才有可能让经济学家重新获得大众的信任，让经济学再次伟大，让所有人迈向一个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作者：[美]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
译者：张缘 蒋宗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作者：Abhijit V. Banerjee，Esther Duflo
出版社：Public Affa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