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内工作十年是一种什么体验？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已在体制内工作了十年。十年的青春韶光，可谓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而我的体制内十年，一直“躬耕”在基层。

“躬耕”这个词，本来出自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躬耕于南阳”，后来多用于褒义。说某人“躬耕”于某地，一般是暗示日后的发展还不错。把这个词用在这，我似乎有些“飘”——材料写多了，不知不觉对用遣词造句敏感了许多，这也算是一个职业病吧。

言归正传，十年的基层体制浸润，可谓全方位改变了我。有外貌上的，也有体型上的，而最更大的改变，是三观的改变——让我从一个愤世嫉俗、热血沸腾的小年轻，变成了凡事三思而行、思虑再三的一个的中年大叔。

我怀念当年那份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激情，更感激现在经过岁月淘砺、基层实践锻炼塑造的这份成熟与沉稳。我自己对事物的观点，也由当初的偏激变得越来越温和。

下面我撷取几个基层生活工作中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希望通过这几个小故事，能够让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遭遇拆迁

刚上班头一年，正碰到我们县的大开发。一些城郊地区需要动迁，一些老的城区也需要旧城改造。在参加工作之前，经常看一些网帖说屋子被政府给强拆，一家老小露宿街头，甚至出现过命案。

当时我看得热血沸腾，觉得这些强拆的简直不是人。可是，真正参与到拆迁工作，才发现根本和想象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很多居民在拆迁的半年前就已听到风声，为了多获得点赔偿，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院子里都盖了建筑物；有的在自家平房上又搭建了一层；还有的实在不能加盖建筑物，则直接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植物。

这些建筑物的质量可谓糟糕透顶，不能住人，也没人在里面住。各种植物也都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苗木市场大量批发的。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多获点拆迁补偿。

县政府早就预料到这一情况，提前很久就做好了规划，对于临时搭建的棚户和加盖的房屋都认定为违章建筑，顶多予以成本价补偿。

我当时不明白，问带队的刘主任，既然这些都是违章建筑，直接强拆不就得了，还赔偿什么？刘主任白了我一眼，说我这是想上热搜了——好言好语地劝人家拆，居民都不一定乐意；强拆，我这样的去办事肯定捅娄子。

真正到动员拆迁的时候，状况五花八门。一个农民说他这是刚装修了半年的房子，光装修费就花了好几万。我去看了看，确实挺新，但后来评估师一眼就看出猫腻，说这是为拆迁装修的、建材都不咋地，业户这才无话可说。

还有的房子被认定为违建，业主抗议说他的旧房子不能住人，不翻新可能会“房倒屋塌出人命”，而且房子翻修是经过批准的。我们房管局的同志出面说，你这个房子翻修根本没有报备，而且翻修的过程中还存在扩建的情况，我们顶多给你按照原来房子的面积认定。

当然也有比较轴的。我印象中有一户姓周的业户，拧着不肯搬迁，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年多过去，就他家的房子孤零零的伫立在那里。最后还是拆了。我听说，有一次周姓业主去政府办谈条件，我们领导把他二大爷请来了。二大爷是个老革命，颇有威信，看到周业主这事那事的，上去就是一脚，嘴里骂道：“你小子能耐了是吧？”周业主没办法，毕竟拧不过他二大爷，最后还是签了协议。

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当时还允许我们喝个“庆功酒”。晚上聚餐的时候，刘主任喝大了，说“百姓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拆迁补偿低了，老住户骂我们；新房价高了，买房的骂我们，我们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十年后，我在一次培训课上看到同学播放北京海淀区的拆迁视频实录，业户代表发言称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时，我就想到了当时我拆迁时候的情景。再联想到北京高不可攀的房价，实在是理解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苦衷。

帮扶贫困脱贫

大概在五年前，我们机关的部分同志被分派到全县各个贫困村进行定点帮扶工作。我和陈主任一组，到了郭某村。该村共有140余户，人口690余人，整体经济情况尚可，但仍存在一些较贫困的家庭，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因病致贫、返贫，还有的是因为残疾失去劳动力。

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家庭：一家三口人，老两口接近80岁，唯一的儿子也50多岁了，弱智，至今未婚。我们进去的时候问老两口有什么困难，老人家握住我的手，说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他儿子。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50多岁的儿子躲在父母背后，不敢和我们交流。

从那户走出来以后，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和村主任商量具体的帮扶思路。村主任介绍说，其他的那些贫困户都还好说，就这一户确实比较麻烦，将来可能只能政策兜底。我说就不能给他们也想想办法，村主任说，这一户可以说一家三口都没有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亩地也是村里指派他人帮忙代耕代种，除非村子里能兴办一个企业或者产业，到时候可以把弱智儿子招进来，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说那你看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村主任还真有一个项目：药用菌培植。据他介绍，药用菌项目投资周期短，毛利润率相当高，综合测算一下，每斤药用菌成本大概在几块钱，市场售价几十块钱。现在这个项目他很看好，但是前期投资包括建设大棚等投入大概在几十万块钱左右，现在他手里没有资金，问我能不能给他找找投资。

我对农业生产可谓一窍不通，但是对扶贫工作干出点成绩还是很有积极性的——当时一个老大哥跟我讲，你要是能把一个村子给带起来，那这就是你的“政绩资本”。于是，我就跑前跑后的想方设法给他拉资金。

当时有个通过招商引资认识的企业家朋友，于是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项目。企业家朋友让我先写一个项目投资建议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就杂七杂八地拼凑了点资料过去，让这个企业家朋友看得是大皱眉头。

他把资料放在一边，说其实目前市场上不是缺资金，而是缺好项目。农业生产历来是一个高风险的项目，外地投资人对本地又人生地不熟，这个项目不太容易拉到投资，除非有县领导的“背书”——就是说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领导肯出面协调一下，他就敢投资了。

企业家朋友这么一说，给了我鼓舞和希望，我于是抓紧向陈主任汇报，结果让陈主任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陈主任说，你是一点脑子也不动啊，别说现在都是市场经济，领导打招呼未必有用，就算是有用，哪个领导肯干这种事？这边销售产品给打个招呼，那别的乡村有别的事情他管不管？而且他为了销售产品打招呼，私下里人们会怎么议论他？不知道的还以为贪了多少钱呢。

我被骂得悻悻然，又去找村主任。我带着埋怨的口吻说道，这么好的项目，你自己怎么不贷点款呢？村主任也是一脸委屈，他又不认识银行的人，根本贷不到款，民间借贷高利率，他又不敢碰。我思虑再三，又找涉农金融机构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情况，朋友给我介绍说，按照当时相关的政策，村子里的宅基地等是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的，而村主任又没有其它的抵押物和担保人，这个款项是很难贷出来的。

这个事情前前后后折腾了小半年的时间，最后也没有搞成。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互联网金融较为发达的今天，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谈谈机关写材料

写材料是体制内的大活，这件事就连体制外的很多人也都清楚。写材料要求扎实的文字功底、严谨的文字态度、精确的文字表意以及尽可能客观中立的叙述表达。很多人读文字材料，觉得枯燥无味，读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写了，而作为一名从事机关文字工作数年的人，我感觉写材料最大的痛苦在于遣词造句的“搜肠刮肚”和形势判断的“言之有据”。

我干这一行也是被抓的“壮丁”。其实我本来文笔还算可以，大学期间偶尔投投校报，写一些散文类的文字，抒发一下感情等。参加工作后，有几年没动笔，写作欲望直线下降，再加上机关材料的文风不符合我自由散漫的风格，所以一直是敬而远之。最初的几年，有老大哥顶着，我也就乐得清闲，但是老大哥偏认为我是一个写材料的“可造之材”，然后我就开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机关材料生活。

最初的时候我是抱着糊弄的心态，从网上裁剪文章片段，七拼八凑地搞出一篇来。刚开始一些不重要的材料，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多久一次比较重要的材料起草，领导看我写得实在不像样子，把我叫过去狠狠骂了一通。

见到我有点不服气，领导拿过我的文章，一字一句地给我抠。他指着我写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没有同步发展”说，这句话属于重大判断，你哪来的依据？我跟领导辩解说这都是网上找到的资料。他反问我，这些资料权威吗？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吗？是被党和国家承认的吗？他圈圈点点，给我圈出一大片红色来，让我查一下“交代”和“交待”的区别，甚至一个逗号他都给我圈出来，说这里应该是分号。

给我改完材料，领导情绪稍微稳了稳，给我解释道别小看这些材料，因为看的人很多。两会工作报告，媒体都在拿着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我们的材料就算达不到那种层次，但如果形成红头文件，漏洞一大把，被人笑话还在其次，肯定会有钻空子的。

他又给我讲了一个典故。民国时期蒋介石命令屠杀进步人士的电文“情有可原，罪不可恕”被人巧妙地颠倒了一下语序，成了“罪不可恕，情有可原”，最后特务机关把人都给放了。

在重大问题、关键环节，一个语序、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都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这个写材料、出公文的职位，就是要严防死守的。领导的苦口婆心和他工作中认真细致严谨的表率，再加上我在工作中的一些体悟，使我越来越认同他的观点，写材料写公文自我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基本上在材料写作上没出现过重大差错。

以上三个小故事，只是我在基层政府工作中撷取的一些小的片段。事实上，机关的工作细致又琐碎，而机关里一些生动而又鲜活的例子，却总在拓展我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追索与反思。

以前一些社会热点现象，我很容易被人带了节奏，而今天，当我重新审视一些热点问题，如网约车事件、环境综合整治问题、医药价格居高不下现象等，我会用更温和理性的思维，去分析里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会只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从自身利益得失去看问题。

可喜的是，随着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客观全面的看待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中面临的两难处境。我作为一个基层工作十年的公职人员，也从当初的思想偏颇、认识浅显的毛头小伙，成长为一个看问题更谨慎持重的中年男人。

要说这十年的收获，钱没挣多少，但对社会的认知、对社会治理的难度认知却是在不断的进步，我在不断的成长，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来源:半月谈教育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