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义上的北漂正在消失

北漂是本一个文化概念，它是造出来的，是为了给出一个群体印象，寻求一种情感共鸣，它有着难以摆脱的悲壮色彩，但人们往往又习惯把它当成励志因素。图为北京798艺术园区。 （视觉中国/图）

朋友出版了一本北漂题材的小说，寄了过来，拿在手上读，读着读着，有些失神。失神是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北漂了，也不觉得自己属于哪里，要去哪儿也未知未定。

北漂题材其实挺难写的，这么多年了，也没出现一部影响很大的文艺作品。二十年前有部电视剧《打工妹》火遍全国，但那是讲南漂的故事。北京那么多电影导演扎堆，但拍片的时候，多还是把镜头对准他们逃离了的故乡，极少有拍他们正在生活着的北京。

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包容宽广的一面，这也是大家前赴后继来这里做北漂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意味着，外省文化能给它带来多大的撼动，本地文化的强大与韧性，使得无论那些在这里展示出多优秀创作才华的人，也没法产生去碰撞的念头。

向来如此。沈从文作为最早的北漂，在1923年的深秋走出北京火车站的时候说了句“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征服者”碰壁碰得鼻青脸肿，后来也是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帮助下才走出窘境。生活给狂狷者不动声色地上了一课。

1978年考进北大的刘震云，在北京住了42年，结识了王朔、冯小刚等京味文化代表人物并有着亲密的合作，但想到他就会浮现他那张标志的河南面孔、河南口音，想起《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河南故事。

早些年北漂的名号之所以能喊响，在于先期到京的一批外地人，给北漂这两个字注入了一些文化想象和浪漫主义。“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汪峰在他那首北漂之歌《北京北京》里，就有着充分的体现。在这个很是文艺的想象中，住地下室、吃泡面、被查证等，也仿佛有了别样的意义，当一名北漂成为文化名人或者娱乐明星的时候，总是津津乐道地说起这些往事，并无愁苦意味，而带有自觉深孚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预定论意味，乃至有些沾沾自喜。

画家村从圆明园附近搬到了宋庄，798从旧工厂变成房租昂贵的时尚场所，画家们有了领袖，也有了不少一夜暴富的人。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大概也重复着这样的故事。但他们依然像个圈子，像个悬挂在北京城半空的漂亮巨型气球，脱离了北漂，不属于北京，勉强可以与国际接壤，但说到最后，总避免不了给人一种悬着的印象。

北漂是本一个文化概念，它是造出来的，是为了给出一个群体印象，寻求一种情感共鸣，它有着难以摆脱的悲壮色彩，但人们往往又习惯把它当成励志因素。似乎只要成功了，成了大牌了，所有的漂泊与磨难，都将成为人生路的勋章与传记中的轶事。

北漂者当中哪怕成就再高，都不能给人留下已登青云、俯瞰芸芸的印象。因此北漂更像是一个对平等身份的共鸣，可以让所有这个身份的人拥有平等对视的可能。但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还有互联网深入等其他因素的冲击，北漂的共同意识也开始变得七零八落，网络的社区化、茧房化又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已经少有人主动谈及北漂话题，除非在偶尔的情况下，生活上演了意外的悲喜剧，才会激发人们埋于心底的一丝惆怅。当大家不再谈论、不再提及，无异于它的消亡。

现在的北漂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生存概念（来了都算），而渐渐褪去了其文化意蕴（“我认同自己是北漂”）。在这里从事什么职业、停留多久、会不会融入一个小群体等问题，都慢慢较少被追问。生存与扎根是两个概念。以生存来观照之，人们默认自己的根在老家或某个地方，这里仅是一段时期的工作所在地。当然，从来都是“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时代就是如此。过去是坚硬的夯土路面与森严的坊市，现在坚硬的柏油路面与高耸的大厦，诉说着其内禀的宏大、威严与凌然。

天通苑、通州、燕郊，唐家岭、史各庄、皮村，这些个地名，曾因北漂而知名，但如今都逐渐变得安静、秩序井然，如同一条条跳动过于激烈的血管，逐渐恢复了舒缓。唯一不变的是北京的火车站与汽车站，这些进京或出京的窗口，还能感受到初来者的兴奋与慌张，以及离开者的失落和沮丧。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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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