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路边摊”放松管制 权宜之计还是政策调整？

新京报讯（记者 吴为 周依 郭薇）央视新闻日前报道，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中央文明办引导各地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保障民生需求，使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

疫情冲击下，服务行业面临巨大冲击，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和城镇就业。中央文明办调整“创文”的这项引导措施，对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的就业，以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会有什么效果？“放松管制”是否意味着占道经营合法化？如何平衡市容市貌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否只是权宜之计，还是说这项政策变化也能长期执行？

2018年11月25日，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路，正在叫卖的路边摊贩。图/视觉中国

一问

“路边摊”整治还是放开，于法有据吗？

按照今年中央文明办对创建文明城市相关要求的表述，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路边摊”是整治还是放开，各地有何依据？记者查询，各地在道路交通安全、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政府规章，均有涉及对占用城市道路等摆摊设点的禁止和处罚规定。

如《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堆物堆料、摆摊设点，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违反该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有关专家表示，中央文明办对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的新要求，更重要的是起到一个引导作用。这传递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今年，不再成为文明城市的硬要求，正是“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需要。

对于流动商贩的管理，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振中认为，过去对于这部分的管理模式都是“全国一盘棋”的从严状态，摊贩、占道经营包括很多底商都给关了。现在可能会给予一定的空间，不会像过去那样“一棒子打死”。

刘振中说，现在放开涉及摆摊、占道经营等，还是会影响市容市貌、环境秩序，对管理部门肯定是一个挑战。“因此即便放开也应该是有序的，绝不会回到以前完全无序的状态。如果恢复到以前那样，再管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二问

放宽管制“地摊”，对恢复经济、促进就业有多大效果？

中国就业促进会原副会长、资深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宇认为，放活流动商贩，是政府工作报告中“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的具体体现。

“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明白，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经济，经济生活几乎到了休克的状态。这样一个政策，释放强烈信号，就是要搞活经济，调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元素的活力，特别是要调动经济活动最基层的个体经济，充分释放灵活就业岗位，让广大老百姓有更多机会。”陈宇说。

陈宇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过头来看，就是让个体活跃起来的自然历史过程。个体活跃了，整个经济就活跃了。“给他们一汪水，让他们自己去游泳；给他们一块土壤，让他们去生根发叶。”陈宇认为，这一政策引导，不仅对就业和恢复经济有强大的现时意义，还有更大的象征意义。

刘振中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下，保民生、保就业是第一位的，这时提出保留地摊经济，对中低收入群体、低技能就业群体、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村来城的务工农民，能起到较大帮助，也让一个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包容心”。

“这在当下是顺应民心、合乎时宜的，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产业转移、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较大，相关就业群体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尤其再叠加了疫情的影响，这些人群短时期内无法找到新的工作，非常有必要放开这一块。”刘振中说。同时，但对于这一举措是否会常态化，他认为，现阶段来看还要持续推进，以慢慢消化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带来的影响。

“比如四川一些餐馆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把原来室内的餐桌搬到室外去了，也扩大了经营，大幅增加了营业收入，也增加人员就业。”刘振中说。

三问

地摊、小贩兴起，会不会影响疫情防控？

人群聚集会给新冠病毒传播创造机会。那么，如果放任地摊、小贩兴起，是否会给当前的疫情防控带来不利影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表示，地摊、小贩对疫情防控不会有太大影响。“特别餐馆都可以堂食之后，地摊这种在比较大的环境里肯定比室内好。关键是人员管理上，商贩的个人健康需要特别注意。”

潘小川认为，现在低风险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虽然不能完全杜绝无症状感染者，但这个概率很小，马上发现、马上控制还是能控制住的。

四问

“地摊经济”与文明城市可以长期共存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是放开“地摊经济”的一个信号。“早就该放开了，有序开放，为百姓生活提供便利。”汪玉凯认为，这种规则的调整是激活市场活力的一个有效举措，不仅是疫情期间的短期举措，“一旦规则发生调整，就会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

“放开不是‘放手不管’，需要边界，要有一定规则。”汪玉凯说，过去的政策过于严厉，越是大城市管得越严。而实际上，这些地摊商贩如果能在比如一个时段、一个范围内有序开放，用规则逐渐调整人们的习惯，是可以规范的，不该因为它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就将其“扼杀”。

刘振中则表示，“原来采取的一直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一种相对对立的存在模式，现在开了口子，由相对对立走向相对兼容，肯定也要相应地修改相关管理措施和规范。现在‘地摊经济’准许经营的边界还没定，接下来还要针对到具体哪类、具备什么条件可以经营，都有待进一步细化。”他认为，今后如何让地摊经济和监管两者相兼容的管理模式，还有待探索。

“在文明城市中，规范占道经营、不让摆地摊，从城市管理来讲，有一定的道理。”陈宇表示，但城市活跃的因素也正在这个“个体活跃”的地方。“这是可以共存的，可以保持一个边界，就像798一样，个性化的艺术、独立的艺术家，他们跟传统的美术馆肯定不一样，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空间。”

汪玉凯表示，国外一些城市也有马路旁摆摊的情况，但相对也有限制比如节假日不能摆摊，一些地方有规定礼拜天商铺都不能开门。因此，如果放开也需要进一步修改法规，完全可以制定相应的细则来加以规范。

盘点

多地已放宽摆摊设点 仍有城市查扣路边摊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已有多地放宽摆摊设点，助力商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苏。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四川成都允许在确保不影响居民、交通和不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情况下，可以摆摊设点，助力商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苏。

今年3月，成都市城管委制定发布了“五允许一坚持”措施，明确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和经营者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疫情期间，城市管理部门以教育劝导为主，一般不实施处罚；实施处罚的，原则上不录入城市管理信用监管平台。

3月23日，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返城复工务工人员提供便利化服务保障。其中规定，在疫情期间，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坚持柔性执法，在不影响行人的情况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摊点摊区，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时间和区域经营。

此外，河南省许昌市今年也新增设了九条街道作为便民服务的路段，同时要求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等部门为商户解决问题、提供服务。

浙江省杭州市则在引导市民群众树立健康卫生理念、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通过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的难题，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一些地方为了“城市市容市貌”“道路安全”的管理需要，对路边摊，尤其是“占道经营”等行为仍然采取管制的措施。

据娄底新闻网报道，为解决镇域内主要道路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维护良好的镇容镇貌，确保境内交通道路安全，近期，该市娄星区万宝镇控违办联合公路站及村干部对主要交通路段开展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整治工作。

报道中说，执法人员主要以劝导为主，引导经营者主动搬离或帮助其搬离道路沿线。对于不听劝导者，对其经营场所的乱搭棚点进行拆除，并对其经营设备进行暂扣处理。

本月，湖南耒阳交警大队也对辖区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等问题，组织开展了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

此外，本月下旬，泉州市泉港区城市管理局结合“创城”工作，加大对占道经营整治力度。泉港区城市管理局从5月19日起组织对包括驿峰中路、南山路、新民街、中心街、海南街、锦绣街等在内的8条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大整治活动。

公开报道称，泉港区经过整治后，占道经营现象得到有效治理，人行道变得干净整洁。该区下阶段还将加强主城区日常巡查，不定期开展整治占道经营统一行动。

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创城考核不含“摆摊” 对农民是大好事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东丽区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杨宝玲提出建议，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保留“地摊经济”，以保障农产品销售。5月27日中午，得知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流动商贩等列为考核内容时，杨宝玲非常高兴。

今年，杨宝玲提交的一项建议就关于“很多地区因‘创城’‘创卫’不让摆摊，导致农产品卖不出去”。

“过去的农贸市场、小区的早市晚市，在‘创城’‘创卫’过程中，很多小商贩的摊位都被拆除了，其实农民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杨宝玲说，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展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等活动，提高了市民整体素质、幸福指数和城市文明程度。但个别地区在如何对待“地摊经济”方面，未能充分体现出一座城市的包容性，看低甚至忽视其积极作用，有的甚至采取全面封杀，无疑极大压缩了其生存环境。

杨宝玲说，经过前期调查，很多小商贩需要临时的摊位，农民卖一些季节性的农产品也需要这种临时性的地摊。很多地方直接取消了早市晚市就面临这样的矛盾。由此可能导致商铺资源价格走高、弱势群体持续减收，继而生活困难，给政府增加负担，间接使农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扬。

“我觉得地摊经济和‘创城’‘创卫’不矛盾，只要加强管理。”她提出，“地摊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没有行业约束标准、经营管理不规范、自由化程度高、影响市容环境等，但“地摊经济”宜疏不宜堵。

“听到这个消息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特别高兴。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全国的农民都受益了。”今天中午，得知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时，杨宝玲感叹，“终于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说话了，我作为一个来自基层的代表也不算白干。”

新京报记者 吴为 周依 郭薇

编辑 张畅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