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背后：第一批00后Web3创业者，和他们的“人间清醒”
年轻人其实想得没那么复杂。
采访 | 苏子华、段宛辰
作者 | 苏子华编辑 | 靖宇
当不少 80 后、90 后还在困惑，生怕赶不上这趟所谓的 Web3“革命快车”的时候，有一些 00 后早已“玩得飞起”。一位 00 后朋友说，“你们眼中的革命，是我生活的日常。”
然而，这个新赛道有的不止是“狂热”，一些更年轻的先行者开始更加冷静，甚至反思。
我们和 4 位“玩”Web3 的 00 后创业者详细聊了聊，他们的故事和经验，或许能折射出行业的另一面。
01
入局，在青春期
福建人 Meepo 出生于 2000 年，“财务自由了”。
他定义“财务自由”的标准是，资产够买一线城市两套房加两辆车。这是他作为一名拥有十年经验的 Web3“老兵”的战绩。
Meepo 小学六年级时就接触了比特币，那是 2012 年，金融博士毕业的父母出于兴趣，正在尝试比特币挖矿。为了阻止 Meepo 继续沉迷游戏，便鼓励他“研究一下”比特币挖矿，每挖到一个币，奖励 100 元（当时一个比特币价值 12 美金）。
那时，从实用性上讲，刚诞生两年的比特币并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不过，一位挖过矿的 Web3 投资人回忆，对于比特币来说，2012 年却是个转折点。
这事儿，和诺基亚“走下神坛”有关。
过去，诺基亚曾当过一段时间手机界的“顶流”，在中国很受欢迎，但国外价格比国内便宜不少。为了防止在海外售卖的手机流入中国，诺基亚设置了“软件锁”，但有人破解了这个软件锁，可以将手机系统改成适配中国运营商的系统。很快，破解方法流入了中国的华强北。从此，用电脑破解从国外“走私”进入中国的诺基亚手机成为了一项华强北的特色业务。
但只用电脑破解还是有些慢。于是，有人发明了一个显卡加速程序，可以让显卡参与破解诺基亚的软件锁。这个“灰色”产业迅速爆发了，解锁一台手机的利润在 200-300 元之间，大量商户参与其中，形成了最早的一批显卡“矿工”。
然而，从 2012 年开始，随着诺基亚的没落和“矿工”的内卷，一台手机的解锁费已降至 10 元，甚至 5 元，没什么利润可赚了，一大批“矿工”面临失业。
就在这时，“救星”降临——比特币显卡挖矿程序诞生了。该投资人回忆，当时没有交易所，比特币通常在论坛和 QQ 群里交易。“我入坑的时候一天能挖十几个比特币。当时差不多是 50 元一个币。”
“华强北那帮人根本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只看挖矿能不能赚钱。”这些靠“刷机”诺基亚为生的人迅速转向了用显卡挖比特币。于是，“中国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冒出了一批非常专业的比特币挖矿算力，这可以算得上最早一批“矿工”的由来。”
远在广东的这批专业“矿工”的入场，间接地让 Meepo 的挖矿生涯提前结束了。普通笔记本的算力自然竞争不过专业的显卡矿机，Meepo 发现能挖出的币越来越少，一年后便放弃了，将挖出的少量比特币给了父母。
“那时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对区块链的兴趣从此开始了。
和 Meepo 一样，2003 年出生的 Zohar 也早早接触了比特币。Zohar 对金融和经济学感兴趣，上高一的时候，从学校相关的社团里听说了比特币，又在网上自学完了浙江大学的博弈论基础课程。
再加上家里人都是做生意的，也在玩比特币，“我当时用 3000 元左右的资金买比特币随便玩玩，但后来基本都亏完了。”
Zohar 现在有多重标签：广东省某市选科高考状元、香港中文大学大一学生（已休学开启 Web3 创业）、某艺术 DAO 联合发起人、Web3 投资人等等。
他日常投资 NFT 的收益在数十倍左右。当他说出，年轻人不要被短时间内的财富收益冲昏了头脑时，作为一名资深“上班族”的我略微心情复杂。
Emma 开启区块链创业时年龄更小。她出生于 2006 年，今年只有 16 岁，在加州圣何塞的一所高中念书。Emma 在 11 岁的时候从父母那里听说了比特币，但兴趣不大。
这里是硅谷的中心，去年，由她创造的互联网项目入围了 YC 训练营（曾孵化出众多独角兽的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的前 10%。今年，她将这个 Web2 项目升级为了 Web3 项目，打算再次冲击 YC，希望获得投资。升级的理由很简单，项目愿景需要依托区块链技术来实现。
无论 Meepo，Zohar，还是 Emma，进入所谓的 Web3 都不是刻意为之。
就好像，一位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上班的程序员，忽然发现，自己工作的领域在今天多了另一个称谓——Web3，自己好像也更值钱了。可即便参与其中也未必说得清楚 Web3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他，为什么觉得 Web3 是未来。
他想了半天，挤出一个答案：“年轻人喜欢的不就是未来吗？”
02
“这里没有权威”
无论在 Web3 创业还是在 Web2，对于 Emma 来说，只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我学习的方式就是通过我的创业项目，每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去查阅资料或请教别人。”
Emma 说，不同于其他生活在美国的亚洲孩子那样重视考试成绩，她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热衷的事情上。“当我发现我对什么事情充满热情的时候，我就去追求它，跟随让我快乐的东西。”
Emma 的父亲 Kavin Zhang 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告诉我“大多数家长把教育目标定位为一个比较肤浅的、容易显摆的、且十分一致的目标，比如上常青藤名校之类的。”但他从不要求 Emma 也上名校。
即便他深知名校光环带来的终身收益，但他更看重孩子的独立意志和自我约束，他总是问 Emma，你想做什么？
9 岁那年，Emma 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了 4 本现实题材的小说，正在写第 8 本书。为了把这份激情和热爱分享给别人，2020 年，她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线上组织，教别人写作。在这个组织中，她举办了写作比赛，也会邀请其他演讲者来分享写作经验。
Emma 发现，一个作家仅仅通过写书很难赚钱，很多作家不知道怎么推销他们的书。
为了解决作家的收入问题以及作品营销推广的问题，她创办了一个 Web2 的数字出版平台叫 Quillmates，又在今年重新把项目搭建在了区块链上，更名为 Cypher。靠着从亲戚朋友那里筹得的几万美元“天使投资”，她雇了人写代码，而自己则负责代码之外的产品原型、商业模型设计、运营等工作。
在 Cypher 上，用户可以发布文章，同时为读者提供“付费阅读+投资”的模式，允许读者投资作者。这样，作者可以发布自己的代币，当一个作者升值的时候，读者手中持有的代币便会升值，这样也给了读者支持作者、营销作者的动力。
“这将是一个自由市场，任何受读者欢迎的东西都会自动拥有更多的投资空间。”Emma 在向我介绍 Cypher 时是这样说的，“我想要的只有在 Web3 上才能实现。”
她观察到，在 Web2 的世界里，“像 Meta 和 google、YouTube、Instagram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巨头，平台可以控制他们想要控制的任何内容，也可以审查他们想要审查的任何内容。”
而在 Web3 中，没有中央权威，所有人都是区块链的共同所有者。“让内容真正实现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在 Web3 上构建它。”她说。
很多人将 Web3 视为新世界的入口、希望改写曾经由老巨头们写下的“过时”的底层商业规则。这也更接近于当下“门外”的年轻人们试图进入 Web3 的理由。
比如，定慧对 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一见钟情，这种不同于传统公司的商业组织是 Web3 最让他兴奋的地方。今年做过一段时间某 NFT 项目运营合伙人的他，在一年前决定加入 Web3 的“圈子”时，还没有任何链上企业的实操经历。定慧是陕西人，出生于 2003 年，学只上到高中，其中有八年的时间是在家上学。
小学五年级时，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为他办理了退学——理由是，眼见孩子在学校待了几年，“每天熬夜做作业”，“把身上的很多灵气都丢掉了”。从此，没再经历过体制内教育。
最初，家里人会帮他找一些课程、项目实习，用他的话说就是“在社会中与优秀的学长、前辈的共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比如，普通人该上高一的年纪，定慧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社团联盟，成为了社团的志愿者，开始为社团的公众号打杂，从此进入了新媒体这行。此后，他一直在各类项目中实习或工作，直到现在将近三年时间。
早在 DAO 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定慧觉得自己就已经在“践行”DAO 了。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定慧做了一个凝聚了数百位在家学习、休学、退学少年的网络社群，“秉持着的理念就是人人平等、自治”。
后来，定慧给一位叫安猪的做教育创新的老师做学徒，学习了怎么做社群运营、写作、项目管理。“我觉得他那边团队的自治氛围，虽然没有智能合约，但也类似于 DAO。在各个城市，成员都可以组建那里的分部。他们在教育创新、社会创新、组织变革方面探索较多。”
入坑 Web3 是在 2021 年。定慧在北京实习期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聊区块链和 Web3。“所以当时遇见 DAO 后就很惊喜，因而入坑。”刚接触 Web3 时，定慧每天都泡在 DAO 里。在各式各样的微信群里，起初他看不懂聊天内容，但感觉自己“一直在学习”。因为在社群里的积极发言，他受到认可被邀请参与一个 DAO，并成为该 DAO 的运营，“他们给我开工资。”
某种程度上，在 Web3 领域里的年轻人中，反叛元素的出现频率极高。Zohar，这位高考状元喜欢称自己为“坏学生”，“喜欢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高一时，Zohar 利用各类网课资源为自己制定了一份独立的学习计划。
“为什么不论老师还是学校，都希望大家按照一个相对标准的节奏和要求去学习或研究？我理解，毕竟管理这么多人，需要一个比较统一的、适合大多数人的方式来提高效率。”Zohar 说，“但我并不认为我属于大多数人。”
此前他的成绩属于中游，几乎不怎么听讲，通过在网上自学，他习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有关高考的经验，后来高考时，一跃成为全市的高考状元。
仅仅半年后，他再次做出不同寻常的选择。在完成大一上半学期的课程后，Zohar 便从香港中文大学休学，投身 Web3 创业：发起艺术相关的 DAO，参与策划欧洲首个高规格加密艺术展；后来还成立了加密货币基金，成了一名投资人。
Zohar 觉得，在现有的环境下，普通人想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可观的收益，甚至跨越阶层是有难度的，但“Web3 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希望，在这场浪潮中，每个人的影响力都可以被放大。”——这主要体现在财富转移的速度足够快。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一场交流会上，关于区块链的财富自由的传说随处流传，让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参与 Web3 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获得超额的财富。
年轻人们渴望颠覆权威，甚至成为所谓的“权威”。但成为那个幸运儿的几率究竟有多大呢？
03
“割”与“被割”
Zohar 在和项目方电话或者在线交流时，如果他不说，没人知道他只有 18 岁。“这就是 Web3 的匿名性”。
这点他说的没错。
我们的采访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我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造型，长什么样。事实上，我也不方便做一次采访就让对方把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工商注册证明统统发给我，来验证他说的是否真实。
我试图通过他们的周边人来交叉验证真实性。但也不能完全保证。比如我没有办法完全验证——他们自称最多每周要聊接近 20 个创业项目；有人大学期间做了 20 多份证券、大厂、交易所相关的实习；又或者，投资加密货币的真实回报率。如果对方想忽悠我的话，想必还是比较容易。
这是 Web3 创业圈中的常态。一位在币安（目前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工作的朋友曾提醒我，“不要完全相信币圈人说的话，将他们说的财富先去掉一个零，再打个对折。”
“这个圈子有财富神话，但凤毛麟角。”Meepo 说。
2014 年接触以太坊网络后，Meepo 参与其中，认识了很多项目方，“早期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圈内大佬。”后来，他带头组建了社群，逐渐壮大。通过为一些项目方转发项目到群里做宣传，Meepo 获得了一些“内幕信息”，比如某个时间点将会有大量资金进来，他就去做套利，“差不多是从 18 年开始，慢慢的就财富自由了。”
“社群里的人不少也因此赚到了钱，大家逐渐信任我，成了我的粉丝。”
当 Meepo 承认自己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是靠“割韭菜”实现了财富自由时，我惊讶于他的坦诚。
“币圈怎么赚钱？就是靠消息不透明性赚钱。”他见到国内一些 VC，早期通过 all in 的方式实现了一夜暴富，之后便很快退出 Web3，去投资其他领域了。“很多 Web 3 项目方所说的什么基于信仰、基于共识去做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假的，当他们每个人都赚够钱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人谈什么共识了。”
电话中的我们沉默了一会儿。Meepo 接着说，“虽然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我觉得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说要普度众生的话，我首先需要去实现自己的一些追求和目标。”
会有负罪感吗？
“因为我看不到谁在亏钱。区块链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知道现在是割谁的韭菜，所以就不会有负罪感。”但 Meepo 并不会允许在自己的项目里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定慧曾担任过一个宗教文化类 NFT 项目的运营负责人，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他揣测，投资方是“币圈的人”，可能想捞一把就走。
“一款头像类 NFT 最大的价值应该是使用者的人脉圈与牛市中的造富效应。但对于土狗 NFT 而言，通过一些叙事、营销手段为项目“赋能”，看似做的风生水起，其实只是虚假繁荣，没有真的创造价值。”
定慧最初选择加入这个项目，“一方面是的确有很多关于宗教的思考希望表达，更重要的是有机会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去运作，面对更大的挑战、收获一手的经验。”
“以我的背景，优质的项目方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但如果我有做过一次的经验，后续求职时就会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躬身入局永远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我现在已经退出了。”定慧明确表示，想要的经验已经拿到，“只是不愿再和这样不成熟的项目方合作了。这个项目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我在做宣传的时候没有去故意欺骗或煽动大家的欲望产生购买，因此问心无愧。”
“NFT 目前本质上还是一个靠声量贡献的领域。”Zohar 说。他观察到，一个项目的优劣和它能否赚钱是两码事。一些项目“很稀有”、“有创意”，但团队对于用户预期的管理不行，导致项目不被市场认可，NFT 的价格一直起不来。“我们管这叫市值管理能力，通俗一点讲的话，有点像讲故事的能力。”描述得更直接些：你能不能让用户觉得买了你的 NFT 后能升值。
一位资深 NFT 买家向我们直言道，“大部分 NFT 项目都是割韭菜”。比如一个团队在开发一个 NFT 项目的初期，会描绘未来的图景（NFT 将如何升值）。而一旦发布了项目，用户买单后，就不再给这项目“赋能”（比如搞一些社区活动，邀请一些大佬来社区做分享），用户相当于只买到了一张图片。项目方基本是“空手套白狼”。
不过，Meepo 觉得自己有办法改变这种现象。他策划了一个主打 IP 二创概念的 NFT，并很有信心它会被市场欢迎。
“现在的 NFT 市场是一个炒作市场，很多人手上的 NFT 是卖不出去的，因为持有方是被动的。”他决定做一个能由玩家自己决定价格的 NFT——他为自己的 NFT 项目写了一篇 10 万字的玄幻开放式小说，用户买完一个 NFT 后，会获得小说里面特定的某个章节，可以对这段话进行创作。
“这样就能实现 NFT 的价值不决定于市场，不决定于项目方，而是持有者本身”他称这种模式为 create to earn，持有者可以通过二次创作来提高 NFT 的价值，“如果你想让自己的 NFT 卖一个好的价钱，那么你就要去通过二创的形式不断地修改，来达到买方满意的程度，卖个更高的价钱。”
“我不担心我卖不出去，我有我自己的后路。”他透露自己“手上有 3 个加起来人数近万人的社群”，“群主就是我”。这是他过去这些年“积攒下的人脉”。他相信，只要在这些社群里宣发自己的项目，“肯定有人买。”他称之为“圈层化的营销”。
但因为加密市场正处于熊市期间，Meepo 搁置了项目的发布，等待下一波牛市的来临。现在，他有另外一件同样要紧的事情去做。
04
下一站
“其实我对这个行业蛮失望的，Web3 应该倾向于技术，而不是金融属性或者炒作的东西。我对 Web3 又爱又恨。”Meepo 说，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 Web3——今年从学校本科毕业之后，转身加入了某互联网大厂。他青睐互联网大厂 AI、元宇宙等方面的技术底蕴，“毕竟区块链只是 Web3 的一部分。”
“未来时机合适的话，我还是会回到 Web3 的。去中心化的的商业文化更吸引我，那会是未来。”
所谓的去中心化与当下的商业文化间差异的一种体现是，过去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畅销书是《无限战争》之类看上去就剑拔弩张的成功学书籍，而 Web3 领域的流行书籍是《主权个人》，基调从争斗变成了平权、和平共赢。这背后，生意的底层逻辑在改变：强调社区而不是公司，强调个人而不是公司，强调成员而不是用户。
只不过，这种“去中心化”的未来依旧很远。今年 7 月份，定慧和上一份 DAO 运营、以及 NFT 项目的运营合伙人的身份，告别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国人 DAO 大败局：放心吧！我们都实现不了去中心化自治》，复盘了当下 DAO 存在的问题。
定慧提出，当下很多基于微信开展治理的 DAO，和社群没什么区别；核心团队集权统治；开会繁琐，难以达成共识，没人做事；也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借着 DAO 的名义招摇过市，“实际上啥也不是。”
“人们常提到 Web3 信仰，我觉得是一种投射，是将人类的理想投射到这样一片新鲜的热土上。”定慧反思了 DAO，“它能不能变成现实？其实我不抱太大希望。”但他依旧在探索更好的 DAO 的实现方式。
8 月末，在 706 大理主办的“瓦猫之夏”Web3 大会上，定慧担任了 DAO 主题营地的主理人，这位 19 岁的朋友为从全国各地的“哥哥姐姐”们，策划、组织了 3 天的分享、共创活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Web3 当然不是终点，更像是人生的一段旅途、新的尝试或者说低成本的冒险。
Zohar 说，他终归有一天还是要回归校园，做更加深度的学习，开启下一项研究。“我在校外的经历和校内去研究的东西将会是互补的。我很渴求这方面的进步。”
他希望在回到学校之前，积累更多关于市场、明面上看不到的认知，和别人做大量的交流，去获得独家的见解与认知。去积累与人打交道、与项目打交道，以及关于投资的逻辑和经验。“当我觉得，我已经搭建完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框架的时候，我会回到学校研究另一个体系的框架。人不能总局限于一个方向、事情上去努力，那样子可能不会走得非常远。”
年轻人的发迹故事就像爽文。他们作为社会资源最少的一个群体，底色其实是“Underdog”（在中国，理解为“屌丝”也行），如果连资源最薄弱的人都成功了，那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人人都喜欢看年轻人的故事，也都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
故事还在继续。
作为第一批 00 后 Web3 创业者，Meepo 加入了互联网大厂，Zohar 未来要回到学校，Emma 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冲击 YC 训练营，定慧还在寻找 DAO 的机会：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