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必居的牌匾是严嵩所写吗？

“一碟子腌咸菜呀，一碟子腌咸菜呀……”相声段子里唱词儿带着俏皮，又融着生活元素，道出了北京这座城市平淡中有滋味、简单里又不乏丰富的乐呵劲儿。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北京人生活中与腌咸菜相仿的酱菜。

早先京城的酱菜园子可是不少，而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八方汇聚”的特性，小小的酱菜也分出了各门各派。例如天源酱园与东安市场北门路北的天顺义，它们是本地京酱园的代表。而山东的桂馨斋、兰馨斋，除了酱菜之外，油盐店的生意也格外兴隆。最为著名的是山西的酱园，中鼎和、西鼎和、北鼎和与长顺公……可谓在京城遍地开花，其中在大栅栏站稳脚跟的六必居，更是家喻户晓。到了2008年，“六必居酱菜制作技艺”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以说，北京的魅力便在于集聚各方文化于一身的包容，在于各自绽放异彩的丰富，在于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经历，又汇于一地，共同追梦的奔头儿。时光与历史的更替前行，为人们留下了不少可以寻味、揣摩的空间，抽丝剥茧、争鸣讨论、寻觅与惊喜……这是时光赠予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正如诸多老字号的身世故事，正如这六必居的前世今生……

相传牌匾为严嵩手书

金字招牌，对于任何老字号来说均是重中之重的物件，这其中有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有形招牌挂于门额，犹如脸面，或是名家落笔，或是独具风范，成为店家值得说事儿的“品牌”。无形招牌或蕴含故事，或积淀厚道、精巧、暖心、细致的经营之道，如在江湖之号，号出号落均有风采照人，正可谓每个北京人心中都会有那么几个站得住脚的老字号。

六必居的招牌，则占尽了有形与无形的优势。有形的牌匾背书者腕大名响，相传出自严嵩之手，这也是北京老字号中，对于六必居久远历史最为广泛流传的说法。

事儿还得从严嵩尚未成为响当当的人物，更甭说是万人唾骂的贪官污吏说起。当时严嵩还处于“待业”阶段，然而一身才气却早已傍身。文人乐于与酒结缘，严嵩与六必居结缘也是因为酒。那会儿六必居的主营业务中，酒也是其中之一。因为相距不远，严嵩成了这里的常客。久而久之，六必居掌柜便请这位熟客挥毫题字，这也见证了买卖家儿与照顾主儿之间的友情。

还有一种说法就有点俏皮了，不过同样与严嵩有关。据说当时严嵩已然身居高位，但好六必居这口儿酒的毛病并没有发生变化。一日，六必居掌柜的奓着胆子向前来购酒的严嵩家丁递话儿，能否请严大人赏幅墨宝挂在店门上？家丁回府后百般思索，琢磨着老爷不太好说话，索性找到了严夫人帮忙。结果严夫人倒是大气得多，这事麻烦老爷还不能让他知道。于是严夫人唰唰几笔，“六必居”三个大字跃然纸上。您可千万别误会是这位夫人要造假，三个七扭八歪的字被严夫人送到严嵩手里。一句“老爷，这仨字我怎么也写不好，你教教我吧”，就轻易得手。严嵩提笔为夫人担当“楷模”，三字是指导之书，所以也就没有落款了……

传说毕竟是传说，坊间流传的故事笑话儿，只是时光流逝中的插曲，但这也佐证了六必居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

不过这些说法的主人公都离不开严嵩，而结合严嵩所在时期，六必居的诞生便被人们定位于1530年。这其中清朝《燕京杂记》也进行了记录：“六必居三字相传为严嵩书，端正秀劲……”清末的《竹枝词》同样将六必居的起始之年定位了当时的400年前：“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

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则依据明朝薛冈的《天爵堂文集》，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六必居匾额为明代书法大家姜立纲所书。不管这历史长河中的雾中之花孰真孰假，六必居的“生辰”已然被确定为明朝，这其中的诸多故事，也为北京老字号的发展之路，增加了不少趣味。

房契账本带来变数

面对谜团，有人选择沧海观潮，有人选择事不问不清，理不说不透。邓拓先生便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儿，他向六必居的起源与牌匾为严嵩书写的说法发出了挑战。

邓拓先生爱收藏，尤爱收藏古籍善本书画，民间与文字有关的物件也囊括其中，他的收藏中有不少和北京老字号有关的物品。其中在和六必居有关的房契与账本中，他有了新的发现。

一份账本中写道，雍正六年（1728年），此地是个名为源升号的酱园，直至乾隆六年（1741年）的时候，才首次出现了六必居的名字。这样的发现，如爆竹的火捻儿，一下子点燃了邓拓对于六必居起源的探究欲望。1965年，他特意向当时六必居的分店六珍号借来了六必居的更多房契、账本进行寻踪。

在一本老房契中可知，康熙十九年（1680年），此地并未提及六必居的名字，而康熙六年（1667年）的旧家具账中，则出现了源升号三个字，这与之前邓拓手中的账本形成了吻合。

再看如今源升号的位置，恰恰就在距离六必居老店向南不远的位置，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两家老字号或许有所渊源。此外，之前对于严嵩题字说的传说中，也提到严嵩是去六必居买酒，而不是买酱菜。

那么，六必居何时开始从事与酱有关的业务？在一份乾隆六年（1741年）的老账本上，邓拓有了发现。当时六必居开始兴建酱厂，为了购置木料、牲口等物，共用银二十三两三钱九分五厘，钱四百六十二千九百三十七文，折合银二百七十七两七钱六分八厘。

除此之外，一些房契还见证了此地房产的易主经历，这些房契账簿为邓拓逐一梳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六必居沉浮发展线路。邓拓也据此认为，六必居应是康熙年间所创，其牌匾自然也不是严嵩写的。

古井佐证明代诞生说

一个老字号的牌匾，仿佛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无论年份之争孰对孰错，但六必居主人来自山西的身份确凿无疑。

庚子年间，前门外陷入火海之中，六必居与这里的老店铺一样未能幸免于难。民国年间的《燕京访古录》记载说，当时六必居的牌匾早已美名远扬，每日擦拭牌匾的活分配给了一位小伙计。小伙计每天“一笔一画”地精心擦拭匾中的金字。前门大街“火烧连营”时，老匾也未能幸免于难，这让老板捶胸顿足，不过事情的转机便来自小徒弟的匠心之举，正是因为每日的劳动，形成了“肌肉记忆”，每一笔画、笔锋与气脉烂熟于心。在六必居即将重新开业之前，小伙计为崭新的店铺献上了亲手写出的牌匾文字，与之前老匾几无差别。

传说终归是传说，但六必居所承载的劳动者们的匠心是真实的。这份匠心穿越时光，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因此，自有一群寻觅六必居、守护六必居的人。2007年，这些人前往山西考察六必居历史，一张老照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照片中的人们带着憧憬与回味站在一起，他们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同样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之光。照片由当时同样为老字号的大北照相馆拍摄，查阅照相馆位置，原来就在石头胡同，同为前门商圈的“老户”。更为重要的是，照片标注了“六必居500年店庆，摄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字样。由此推算，六必居的出生日期应被定位为正统元年（1436年）。

此外，北京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来出自北平市警察局的户口调查表同样带来了惊喜。“六必居经营地址：粮食店街二号；居住年限：500年”！通过此份调查表所标注的调查日期（1947年），往前推500年，也是明朝正统年间。

2015年，就在六必居博物馆筹建之时，一口古井伴随着工程进度被挖掘出来。这口古井直径1.5米，与北京的古井不同，此井为双辘轳设计，这也是山西老水井的典型风格。就其位置看，正处于六必居老店以西的位置，让我们想到了“前店后厂”这一老北京典型的经营模式。经过专家对古井用砖的鉴定，为明朝大青砖，每块长30.5厘米，宽16厘米，厚7.5厘米，净重8公斤，青砖内壁沉积的水碱达2厘米。古井的出现，给六必居的明朝诞生说提供了佐证。

那么，六必居的牌匾究竟是谁写的？有这些各有依据的相反说法，由读者们自个儿猜测，是不是更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