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爱牡丹，宋人却爱梅花？解读宋诗的精神气质

唐宋两代，是中国历史上两座高峰，尤其是在文化上。

但就像人们总会问哪一座山是世界第一高峰一样，后世也常常会争论究竟是唐文化更盛还是宋文化更好。这两个相去不到百年（指唐朝907年灭亡，宋朝960年建立）王朝，演绎出了迥然有别的风采，以至于形成了两种文化类型：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

这种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大到社会风俗、士大夫的风气，小到妆容、服饰，甚至对花的审美都不一样——“唐人爱牡丹，宋人爱梅花”。这可不是乱说的。

唐人对牡丹的喜爱或许可以用惊动朝野、举世疯狂来形容。当时宫廷寺观、富豪庭院，甚至百姓民宅种植牡丹都蔚然成风，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 ，春赏牡丹已然成为唐人的一大时尚。白居易《牡丹芳》就描绘了这种盛大场面：“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唐人的牡丹诗数不胜数，其中玄宗朝中书舍人李正封一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使得牡丹成为“国色天香”的代名词，而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更是让牡丹坐稳了 “花中之王”的宝座，也渲染出唐朝人对牡丹“车马若狂”的偏爱。牡丹的色泽艳丽、雍容华贵正符合唐朝大开大合、昂扬自信的审美品格。

唐朝审美：丰腴的女子和贵气的牡丹。图源摄图网。

然而到了宋代，淡雅的梅花“横空出世”，让秾丽的牡丹退居其后。宋人对梅花的喜爱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他们种梅、赏梅、画梅，甚至以梅作为自己的字、号，如梅亭、梅津、梅屋、梅溪、梅谷、梅崖等等。相比起唐人，宋人似乎更注重花的内在，梅花不仅是最爱，同时还是至尊，梅花“比德”，强调的是傲于霜雪的坚忍与高洁。梅花不仅是赏玩的对象，更是幻化成为宋代士大夫理想人格的代表。宋人也为梅花做了很多诗，如陆游的《梅花绝句》，朱熹的《墨梅》，林逋的《山园小梅》更是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永远飘香后世。

凌霜傲雪的寒梅。图源摄图网。

由此，似乎又引出了关于唐宋文化的另一个问题。传统上一直有“唐诗宋词”的说法，宋词可与唐诗比肩，但宋诗却往往被认为逊于唐诗。鲁迅先生就曾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钱钟书先生也曾感慨：“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但宋诗是否真的次于唐诗，还是它们各有专长，各有特色呢？张伯伟教授的《中国诗词曲史略》描述了两千五百年诗歌词曲的复杂而曲折的变迁史，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今天我们不谈大家已经颇为熟悉的唐诗，而是走近似乎被宋词掩盖了光芒的宋诗，看一看它的别样魅力。

01

宋诗产生的文化背景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大致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俸禄厚。其二，休假多。其三，退休待遇高。

优厚的生活待遇正是当时士大夫游乐的物质基础，所以宋人的文艺生活亦颇为丰富。在宋人的诗集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对这类生活的描写。而士大夫退休之后，每每结为会社，赋诗作文，北宋时期就有著名的“同甲会”“五老会”“耆英会”“真率会”等。

此外，自中唐韩愈以来，以帝王或藩王为中心形成的文学集团，逐渐被友朋之间的彼此唱和或者以门弟子为骨干所形成的文人集团所取代。这种类型的集团到了宋代也变得更为突出，如北宋洛阳的西都文人集团和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等。这些文人集团的大量出现，对于宋诗特色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个重文的时代，宋人的文艺生活不限于文人士大夫。上之而帝王君主，下之而平民百姓，朝野上下，普遍尚文，并互为影响。北宋的太宗、真宗、仁宗、徽宗都爱好读书赋诗。朝廷既屡有赓歌，民间亦颇结诗社。

民间诗社的成员，或为“屠儿”，或“货角梳”，或业“质库”，或营“酒肆”，均为普通百姓。南宋的民间诗人就更多，如宋末的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平民身份。这样浓厚的文艺气息，就促进了宋人的创作和评论热情的高涨。即使以厉鹗的《宋诗纪事》为范围，已收录诗人三千八百多家，数量远远超过《全唐诗》的二千二百多家。

宋代文化彻底荡涤了唐代的富贵气，具有更为突出的平民风貌。如果说，唐代还多少保存了一些六朝以来贵族的华赡与浪漫，那么宋代士人所具有的是平民的朴素平淡气质。宋诗推进了晚唐五代以来诗歌语言上的通俗化倾向，也是平民气质所凝成的时代精神在文学中的反映。

经过五代的乱离，宋人努力从文化上加以反省，希望重新建立人生的价值观。因此，理性色彩便成为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这种文化精神发而为诗，就表现为以意为主，多议论化。同时，宋代文化也是融合了儒道释的一代新文化。特别是禅宗自晚唐五代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遂进一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和评论。

此外，印刷业的进步也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古人的或同时代人的诗集，都可以迅速地印刷出来，广泛地为人所阅读。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诗歌也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02

宋诗面貌的形成：梅尧臣“平淡”之体

宋初诗歌是上承晚唐五代的，其体有三：一是白居易体。二是晚唐体。三是西昆体。而宋诗面貌的初步形成，实以梅尧臣为代表。其《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云：“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如果说，“儿女书”和“风月诗”可以分别代表西昆体和晚唐派的话，那么，他说的“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就显然是要与流行诗风背道而驰了。

无论是西昆体还是晚唐派，他们都是重律诗而轻古体的，梅尧臣则是以古体诗作为其代表。他诗集中的《希深惠书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长达五百言，是“宛陵体”形成的标志。谢绛在《又答梅圣俞书》中说：“忽得五百言诗……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五）陆游《剑南诗稿》中八处自称“学宛陵先生体”或“效宛陵先生体”，也都是指其古体诗而言的。而从他开始，宋诗也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唐诗的道路。

刘克庄《后山诗话》前集卷二指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阳修）、尹（洙）下。”对于宋代文学来说，欧、尹之功勋在文，而梅尧臣的贡献在诗。作为有意形成宋代文学新貌的人来说，他们是想在元和文学“体变新”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新变。所以当时人的心目中多以元和文学为榜样，并进而想加以突破。

陆游认为梅尧臣之能够成为一代宗师，也就在于他“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剑南诗稿》卷五十四）。梅尧臣是和欧阳修、尹洙一起发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北宋诗人中如欧阳修、王安石、刘敞、苏轼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创造了以“平淡”为主的宛陵体。

《四库全书》收梅尧臣《宛陵集》。

梅尧臣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中指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他评论林和靖的诗，则曰“平淡邃美”（《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说自己的诗“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古淡”（《依韵和晏相公》）。欧阳修评论梅尧臣的诗“以闲远古淡为意”（《六一诗话》），又说“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岂须调以虀”（《再和圣俞见答》，《居士集》卷五），这些皆足以说明“平淡”是梅尧臣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

元人龚啸云：“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宋诗钞·宛陵诗钞序》引）平淡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它是出于锻炼、组丽而又与雕琢、华靡相反的。但没有锻炼的平淡往往流于轻率平易，未经组丽的平淡往往枯槁杳冥。

梅诗不是这样，他自己说“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答裴送序意》）。方回评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瀛奎律髓》卷一）所以朱自清指出：“韩诗云‘艰宕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是此种。”（《宋五家诗钞》）这一点，也是宋人的通识。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指出：“大抵欲造平澹，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澹之境……今之人多作拙易诗而自以为平澹，识者未尝不绝倒也。”周紫芝《竹坡诗话》亦云：“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谓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苏轼评论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后》），也正是在这种审美思想的作用下，使他重新发现了陶渊明诗的意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而黄庭坚推崇杜甫夔州以后的诗，也是因为这些诗具有“不烦绳削而自合”，“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的特色。用方回的话说是“愈老愈剥落”（《瀛奎律髓》卷十），将皮毛声色剥落尽净之后，独存的是精神和意义。所以诗的风格是平淡的，重意的。这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重要方面之一。

03

陶渊明和杜甫：宋代诗家着意树立的新典范

因此唐宋诗的区别不仅是朝代之别，更是风格上的差异。那么唐人作品中有开宋调者，宋人作品中也有承续唐音者，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

唐诗对于宋诗来说，不在于是否学习，而在于如何学习。所以，宋诗是出于唐而又异于唐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认为宋诗最基本的特色是“以文为诗“，并且这种特色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的。

陶渊明和杜甫是宋代诗家着意树立的新典范，他们的人格与诗风受到宋人的敬仰，而侧重的方面却是不同的。新典范的建立，经过宋人的几经选择之后最终完成。

（1）杜甫

宋人对杜诗作了大量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宋人对杜诗的编辑，除了编年体之外，还有按照内容或诗体加以分类的版本，这显然是为了便于从体裁和题材方面学习。这些都从整体上说明宋人对杜诗的迷恋。不过，对杜诗作出高度而准确评价的，在宋代应该首推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编有《杜工部后集》，而且在他所编的《四家诗》中，也以杜甫居其首。在王安石以前，扬李抑杜的论调较占上风。而王安石易“清”为“深”，用以揭示杜诗构思精密、用意深刻的特色，也暗示了新的“诗家天子”的诞生。

而从艺术上对杜诗作进一步阐发，并由此而形成一个新的创作追求的，是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

古典诗歌发展至晋、宋时代，开始逐步重视“佳句”“秀句”等，并且在诗学批评中衍生出一种“摘句褒贬”的方法，这表明诗歌创作与批评由《诗经》中的重视一章转变为重视章中警句。“句法”最早出现在杜诗中，其《赠高三十五书记》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王安石对杜诗句法深有会心，黄庭坚也从谢师厚、王安石得句法，从他以后，句法就成为宋代诗学的中心观念之一。

所谓“句法”，往往是包含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而言。因此，透过语言的表现，句法还关系着作者的内在涵养，所以综合地看，句法能够表现出作者整全的人格与修养。不过这种表现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所以人们更多的是偏于上下诗句在构造上的互补、相反或对立来讨论。《诗人玉屑》卷三、卷四所列的“句法”“唐人句法”“宋朝警句”“风骚句法”等就是很好的说明。

由于句法关涉诗人的修养（人格的与艺术的），所以宋人以句法为中心学习杜甫，也总是兼顾其人格上的“忠义”和艺术上的“陶冶万物”，如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又《老杜浣花溪图引》：“平生忠义今寂寞。”这是杜诗句法的基础。

在黄庭坚看来，用古人之意而变化其辞谓之“换骨法”，沿袭古人之辞而用意更为深刻则谓之“夺胎法”。在诗歌创作中，通过词汇的选择和意思的提炼，使得字句出新、用意出奇，这是宋人常用的手法之一，宋诗中大量的翻案诗就是这样产生的。

讲求句法是为了使诗句更为矫健有力。这种律句的在流动中的对称和在直遂中的贯通，是宋诗的特征所在。所以江西派诗人往往学习杜甫的拗体，努力在律诗的对偶、平仄等方面摆脱格律的限制。杜甫最终成为宋诗典范之一，与黄庭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杜工部集》原集60卷，现已佚。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北宋王洙编的20卷，补遗1卷，并成为杜甫诗文的定本。

（2）陶渊明

宋人在诗歌典范的选择上，是综合人品与诗风两者的。这当然与宋代文学思想着重“文以载道”有关。这一观念的加强，标志着道德与文艺的进一步合流。如果说，对于杜甫，宋人强调的是他的“忠君爱国”“一饭不忘君”的人格，和艺术上“语不惊人死不休”“无一字无来历”的锤炼工夫，那么，对于陶渊明来说，宋人所推崇的就是其人格上的脱俗和艺术上的平淡。

宋人重视艺术上的“韵”，追求意在言外的美学效果，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倾向。陶诗艺术上“平淡”的特点，恰恰与宋人审美观念相合，他的诗能够和杜甫一样成为宋诗的新典范，绝不是偶然的。张戒说：“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岁寒堂诗话》卷上）也正确指出了苏、黄在建立宋诗以陶、杜为新典范过程中的功绩。

（本文整理自《中国诗词史略》中第六章《宋诗的特征及其形成》，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