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一个女人最顶级的智慧
且以优雅过一生。
作者：洞见·荠麦青青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被钱钟书称作“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杨绛，一生都活得清醒自持。
在是非原则上有清晰的认知，在困厄之境中也不改其志。
哪怕到了垂垂老矣的暮年，不再耳聪目明，但那盏点于心中的长明灯，一直烛照其行。
所以，无论她身处何种境地，都活得自在从容。
1
感情中清醒：择一人终老，遇一人白首
钱钟书曾写给杨绛一段很美的文字：
“没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结婚这事我没想过和别人。”
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杨绛对于钱钟书的感觉。
钱钟书当时是清华著名的才子，博古通今，清高孤傲，难以近身。
杨绛更是卓而不群：
“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
面对络绎不绝的求爱者，甚至纠缠不断的登徒子，她都一概拒之门外。
这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不乏世家子弟、青年才俊，但她都芳心未动，直到遇到钱钟书。
1932年春，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门口，两人邂逅。
当时钱钟书身着长褂，穿老式布鞋，面容清癯，并无七尺男儿昂藏之气，但在杨绛的眼里，他却像一颗熠熠生辉的发光体。
在杨绛日后的描述中，钱钟书机智幽默，学识过人，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而钱钟书对秀外慧中的杨绛更是无比倾心，曾写诗赞美她：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这样的美妙发生在两个深具传统文化人格的才子和才女身上，也是浪漫至极。
1935年，两人完婚。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说：
“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钱钟书和杨绛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琴瑟和鸣，直至1998年钱钟书去世，杨绛过上了寡居生活。
一次，她的同学费孝通去看拜访她，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作为杨绛的同学，费孝通非常喜欢她，在大学时也是杨绛的追求者之一，但怎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当杨绛独身后，那时鳏居已四载的费孝通产生了重续前缘的想法。
当费孝通颤巍巍下楼时，杨绛对他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费孝通至此彻底死心。
这一生，杨绛对感情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清醒至极。
哪怕年轻时有再多的追求者，哪怕晚年寡居期间乏人陪伴，她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归于何处，因此绝不给其他人以可乘之机。
这样就避免了爱情里毫无必要的纷纷扰扰，也不会旁逸斜出，将精力和感情倾注于一人，坚守着自己的天荒地老。
作家卢思浩在《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中写道：
“无论如何都不能一次次降低自己的底线，对梦想、对爱情都不行。
一旦你降低了原本你视为原则性的底线，你就会发现能放弃一些其他东西，以后就会放弃更多。”
在这个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面临着太多的选择，爱情尤甚。
当“乱花渐欲迷人眼”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面对，真正的爱情不是填补寂寞的工具，不是攀龙附凤的“上位”。
它是灵魂对灵魂的呼应，它更是能够相携一生的妥帖和踏实。
2
困厄时清醒：人在低谷，唯有自渡
1969年，她和钱钟书被下放至河南干校接受改造，杨绛被安排种菜。
翻译家叶廷芳后来回忆说：“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同伴回忆她，“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
干校劳动改造结束后，她写下了《干校六记》。
语言朴实俏皮，笔调清隽，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出人生低谷时的种种际遇，以浓淡相宜的平和口吻娓娓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诞与残酷。
胡乔木很喜欢这本书，曾对它下了十个六字的评价：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看似云淡风轻的散文佳作，其实写的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些在其他人眼里惶恐、悲伤、愤怒与绝望的经历，都被她内化为足以滋养生命的养料，宠辱不惊，淡然自处。
因为她知道，呼号，哀告，乞求，自怜都是无济于事的，人只有看清当下的境遇，清醒平和以对，才能逾越苦难的煎熬。
正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甚至磨难。
当一个人处在低谷中时，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才能相信否极泰来，根扎大地，蓄势待发。
才能在光明到来之时，以重生的姿态拥抱希望。
3
孤独时清醒：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钱钟书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临终前，他的一只眼不肯闭上，杨绛附在他耳边轻言道:“你放心，有我呐！”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为了让天上的亲人放心，她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除了饮食有度，生活规律外，还坚持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她努力保持着身体的硬朗，以应对孤独和岁月的侵蚀。
第二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她拒绝了:
“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晚年时，媒体对她的各种邀约不断，但她和钱钟书在世时一样，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她，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译书和写作。
年轻时不汲汲于名利，到了晚年，一切盛誉和喧嚣更是于她如浮云。
每逢7月17日她的生日，总有不少人会打电话祝福或前往家中探望，而杨绛的回应则是“替我吃碗面就行了”。
甚至在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目的是为了“避寿”。
她有出世的清冷，但也有入世的热情。
她曾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2011年，杨绛百岁诞辰，她对记者说：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我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105岁高龄的杨绛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就像她曾经引用过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颗历经了百年沧桑的灵魂，自始至终都没有迷失过生命的方向，保持了一贯的冲淡和悦，明心见性，悲喜自洽。
无论命运给予她的是狂风骤雨，还是和风细雨；无论是面对时代的大江大河，还是最终归于生命的涓涓细流，她都能清醒通透地面对一切境遇。
顺境时能皈依本心，逆境时能恬然自适，取舍有度，进退自如。
这样的女人，不仅活出了顶级智慧，更活出了一生的万千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