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内的“对赌协议”不再是秘密。

陈凯歌，冯小刚，张国立，郭敬明，张恺，杨颖等圈内的一线行业巨头早就参与其中，完成个人IP与资本的捆绑。

前段时间“周星驰变卖资产”的热搜，传闻也正是因为“对赌的失败”这才迫使周星驰变卖资产还债。不过在周星驰没有正式回应前，这些答案都是揣测不是事实。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人IP与资本的“对赌协议”已经成为娱乐圈内资本扩张与收缩的方式之一，在未来还会吸引着无数的人的加入，或沉入海底或掀起一阵浪花。

留给大众的疑惑的是：明星们为何前仆后继的要签署“对赌协议”，这份协议到底对中国电影有什么影像？

回答好这个问题，经济学角度看问题是有必要的，但既然与电影发展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必须就必须回到娱乐文化与影视工业结构的发展中去，或许我们能够在电影史的轨迹中找到文化与资本合谋的变形。

 

百年好莱坞—革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合同理论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迎合了市场与时代的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合同理论也从原本的劳动雇佣市场逐渐辐射到金融，企业管理，投资等诸多领域。电影行业，也开始有了设备租借，群演雇佣，超级明星合同，电影制作发行等合同理论形式的出现。

与此同时，法国电影新浪潮电影运动给世界电影理论的版图带来了“作者中心论”，也就是导演中心论，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电影工厂的制度也不断地在发行变形与变革。这点尤其突出在好莱坞，这个庞大的电影工厂。

在综合因素的形变之下，原本庞大且专断独行的“好莱坞制片厂”成为了发行服务的公司，它把更多的摄制，制作的权力交给了其他的独立公司。这也就意味着，制片产从原本一体化的资本配置方式，转向了分化了的资本配置方式，降低了风险与管理成本，却也掌握了最大的资本发行。

 

这样的交易方式其实也有风险，它有着太多的不确性的因素：

1. 投资人低估其影片的市场价值，影片因为投资无法达到设想的艺术效果与经济效益。
2. 群起的制片人与明星不断的牵扯导致了经济纠纷严重，削弱了制片与发行的积极性。

其次导演也存在道德性的不确定因素：

1. 导演过度追求个人化与风格化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效益。
2. 好莱坞结构性固化的分级造成了不同导演之间的水平与资金的差异。

于是乎，这就导致了在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坞发行出品的电影数量倒是不少，但是质量上却呈现出倾斜式的金字塔形状，这迫使了好莱坞电影合同升级。

 

这次合同升级出现了典型的'对赌协议“，好莱坞制片厂以不以控制权的目标行为去进行收购制片人或导演的公司，前提是你必须要完成所签署的利润分成的合同。

这样一来，所谓的“对赌协议”带来的变化就是制片厂成为了周边服务的基础建设的一方，而导演与制片人则大力发展“电影工业”建设。

当然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点要重复的是，虽然这个时候好莱坞出现了类似于原始‘对赌”的协议，但是20世纪60年代依旧是属于传统好莱坞影视巨头的天下，它们依旧掌握了极高的话语权与生产控制权，因此虽然有了升级但利润分成合同才是主流。

 

这个利润分成的形式也就是，演员拿一部分的工资，其它的都是根据剧作带来的毛利润进行分成。1991年的播出的经典美剧《老友记》的演员们，也正是运用了这样的利润分成的方式，直到今天，这部经典的美剧每年都会不断的重播，给他们带去年入百万美元的分成。

毕竟《老友记》是经典中的经典，有也仅有一部，它的成功的模式也根本无法复制，再加上市场的无规律性。利润分成的模式完全就是一场豪赌，而输掉的可能性高达90%以上，毕竟金字塔的顶层资源的范围就那么大，每年拍摄了几千部电影但实际上能上院线的可能就不到100一部，其中上亿票房的更是少之又少。

 

独立-勇者的游戏

 

1993年，羽翼逐渐丰厚的汤姆·克鲁斯开始站了出来挑战这种利润分成式的主流结构，他与制片人新建了独立公司并与当时的巨头派拉蒙签订了协议，汤姆·克鲁斯也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去并担任制片人。此后的爆火的《碟中谍》系列便是汤姆斯·克鲁苏与派拉蒙联手打造的“大IP”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汤姆·克鲁斯并非是大股东，但是“IP”的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换句话来说，汤姆·克鲁斯自己就是“碟中谍”的本体而并非是代言人。代言人可以换，而本体不能换。在此之后，斯皮尔伯格，卡梅隆的出走也纷纷成为了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走上汤姆·克鲁斯的道路成为了叱诧风云的制片人。

 

好莱坞所谓拥有极高权力的“制片人”的的背后往往有着超级明星的身影。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电影的合同结构中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于如何去分配资源，不过这个资本不再是摄制的那些什么基础设施，而是在超级明星（导演，明星，演员，制片人）的手里，他们才是真正所不能被替代的。

反观我们国内的影视市场，普遍性的高票房的电影往往集中在徐峥，黄渤，沈腾，吴京，陈凯歌，张艺谋，宁浩等金字塔顶层的人物身上，即便没有他们的参演背后也有着他们的身影。这些超级明星才是电影行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也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对赌-产业升级

 

当超级明星掌握了极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时候，资本自然会敲门找来，资本自然不会做太大风险的买卖，于是乎“对赌协议”自然成为了不二选择。不过必须要说的是，虽然协议有着“赌”的字眼，但实际上它没有赌博的意思，它所博弈的不确定性的未来，是资本通过决策权的控制的来促使对方履行义务，积极完成所签署业绩目标的砝码。

因此我们现在去看电影管理学上的问题，电影资本的整合其实不在于个体问题而是在于组织性的问题，这个组织性的问题可以是明星与公司，也可以是艺术与商业，也可以是投入与回报。因为，当我们把电影当成是文化的经济产物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追求它的经济效应。

 

电影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可以被替代的。电影行业本身就极具不确定，今天或许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明天就是暴风雨冲刷的日子。因此，固定收益和分成的形式注定会遭到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电影合同的关键就在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去通过构造一个合适的激励的方式并把权力交给合适的执行者，并以最终的形式完成最终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赌协议”是产生升级中的一环，它是一个形式，其根本性服务目的在于，它要为经济效益负责，而这个协议则是促使每一方都必须为这个项目的完成做出最大的投入。2013年杨幂从工作室走向了上市的发展走的便是对赌的通道。

虽然超级明星是影视行业最为重要的资源与财富，但“对赌协议”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超级明星的决策权，而电影行业本身就是创作型的行业，是艺术家的行业，你必须要激发出艺术家的积极性，而不是陷入一种懒惰性。

但问题就在于，时间与协议的限定一种霸权的形式，阻碍并且伤害了创意的延伸与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套路化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何观众对流水线式的生产流量不满的重要原因所在。

 

未来-组织形式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对赌协议”的现象的意义其本身有着资本市场的参与，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促使着双方共同完成目标。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电影进入IP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源战略组合的新手段。

这个IP所代表的也不再是以前的名著与小说，它也出现在今天稀缺性或者垄断性，独立性身份的导演，明星，演员，甚至网红，KOL的身上。

 

它不再是普通争夺IP资源的竞争，而是在于中国电影工业产业革命性的组织形式变化。

随着《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的优质国产电影的出现，

这场革命性的升级也度过了野蛮成长期的红利，它正在走向良性的发展道路，以世俗化的思想内容式电影正在出现。

中国电影也势必会在这次的凛冬过后，迎来灿烂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