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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

2021-04-22  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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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星汉灿烂的天际上,我们仰望不已。划过一道又一道醒目的亮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他们有如恒星一样,辉映着人类文明的苍穹。

后世的专家学者们把一个十分炫的词——“轴心”送给了他们,把他们所在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诸子百家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

 

何谓轴心?轴者,枢纽也。轴心即为中心。按照学术界的标准说法,“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按照东西方人类学专家们的划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标志在于,这一时期在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里——集中在今中国、印度、伊拉克、希腊等地区。世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

能够受到这样的评价,殊为不易。有如上苍保佑一样的神奇,那些影响后世的“超人们”,都不约而同列阵似的来到世间,影响世界,他们联手创造了裂变出巨大能量的人类精神原子弹。

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

我们主要看看东方的历史天空,那些“轴心时代”所铺陈的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人们。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几大门派的掌门人自不必说,他们的学生,还有他们学生的学生,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形成一个庞大的方阵。

传世经典《庄子》一书中有一篇叫《说剑》的雄文,不妨看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何为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又称九流十家,又叫诸子百家。

在那个黄金时代,他们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各自的聪明与オ干,可谓“轴心时代”之轴。

不仅如此,他们还四处设坛,以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以求桃李满天下。当时,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大学派,往往是唇枪舌剑,针尖麦芒,你方唱罢我登台,上演一出出令学者士子们拍手叫好的思想大戏。

在春秋战国那个人才辈出、见贤思齐、求贤若渴的时代,君王们、将相们、诸候们都在四处网罗天下英オ,为我所用。此间,一个又一个特殊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此起彼伏,这些特殊的“讲座”有着极强的煽动力和诱惑力。所以,整个社会都充满一种浓郁的学习氛围,不仅文人子们如此,诸侯大臣们如此,连一些君王们,也都纷纷放下身段,加入到培训班中去虚心求教。轴心是各大门派的“思想掌门人”,他们都围绕着那些“轴”转。

其他的不必详说,姑且以梁惠王为例。梁王可谓一个不耻下问的“太学生”。孟子、荀子、韩非子,都当过他的老师。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当时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他却先后败于齐国的孙膑、秦国的商鞅。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开启了培训之旅。

之后梁惠王又拜荀子、韩非子为师,荀子讲王道,韩非子讲霸道。正是他的不耻下问,使魏国称霸天下长达五十年之久。

孟子算得上这些导师中名头最大的导师了。不仅梁惠王对他言听计从,就是不可一世的齐宣王,在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有一次齐宣王想见孟子,但又实在不愿意放下“王”的架子,于是假称自己病了,不能吹风,就“托疾以召”,让孟子前去见他。

孟子当然知道齐宣王的“病因”,他也装病不见,并说出一大通道理来教育齐宣王:天底下最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龄和道德。他说,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随便把有德之士呼来唤去。

原来,孟子早已看透了那些表面威风凛凛的君王们的软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通俗地说,一个士人要想游说诸侯,就先得不把他放在眼里。也正因为此,在孟子看来,不是每一个君王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的,比如说梁惠王之子梁襄王,孟子就以“望之不似人君”而拒绝教之。理由也冠冕堂皇,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哪敢跟你交朋友?论道德,你是徒,我是师,怎么能够做朋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傲,是为大丈夫。大丈夫者,须有浩然之气。

这便是孟子特有的傲骨。

老子、杨朱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他们分别代表道家的三个阶段。其中,杨朱是杨朱学派的开山鼻祖。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出自于杨朱的名言,可谓世间最早的人权宣言。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便是杨朱思想的现代解读。

杨朱的名字我们很多人甚为陌生,历史忽视了杨朱,应该是一个错误。在杨朱看来,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此所谓“智之所贵,存多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杨朱与墨子,就像孟子与君权,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杨朱的“一毛不拔”,实际上真正的理想,在于“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这些思想和见解,往往是书本上所看不见的。与其说让帝王将相来讨教他们治国理政之高见,不如说通过耳濡目染,感受他们身上的气质与傲骨。

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们,唯他们“马首是瞻”。

行文至此,仔细梳理一下诸子的百家争鸣,不由得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轴心时代的那些巨子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似乎无所不能,但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跟同为轴心时代的西方“民族思想家”颇有不同。

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

翻开一部煌煌中华传承史,都少见到“宗教与科学”的理念与论述,源头就在先秦诸子那里,他们或许不关心宗教和科学,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即便是老子高深莫测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曾如是评论,“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

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轴心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与毕达哥拉斯,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孟子、庄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行;第三阶段:希腊人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荀子与韩非子。

这样的划分,无疑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们通过特殊培训班,支撑着世界“轴心时代”的到来并走向辉煌。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影响着关乎人类文明走势的帝王将相,同样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

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往往都是他们垫下的第一块“砖”。(来源|《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 作者|章夫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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