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于谦如何力挽狂澜？
现在有些老北京文化已经濒临灭绝，甚至比大熊猫还濒危，老北京文化的传承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世居北京四百年的赵振华老师（网名：一把驳克枪），研究北京文化多年，去年年初以来赵老师坚持每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在“旧京图说”读者群中，为网友讲北京文化。
今天“旧京图说”为您整理的是“老北京的都城”之三十一。
主讲人
主讲人：赵振华，网名“一把驳克枪”。退休前从事企业管理工作40年，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在北京居住了十余代、四百年）。受家庭熏陶，他从小喜欢北京文化，近30年来收集老北京照片一万余张、老北京歇后语近千句、老北京俗话近千句、老北京歌谣数百首。
上期说了明朝正统年间土木堡之变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明朝历史上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一个伤疤。今天这期，给明朝挽回点面子，发自肺腑地赞扬一下明朝的民族英雄于谦，说一说于谦经历的北京保卫战。
话说蒙古的瓦剌大军太师也先，在土木堡不到一天，就把明朝的十几万大军消灭得差不多了，而且还把明朝当时的正统皇帝朱祁镇活捉了。经此一役，他想要是能再集结些军队，多准备些粮草，很可能趁着胜利一鼓作气，就能拿下北京城，推翻大明朝了。当时他手里还握有皇上朱祁镇，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上了，所以他积极筹划这次战争的行动方案。
在瓦剌大军筹备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明朝也没闲着。明朝政府的官知道皇上朱祁镇被瓦剌大军擒获了，20万大军让人家给收拾得差不多了，横扫千军如卷席。虽然自己又选出了新的皇上，但满朝文武都非常担心瓦剌大军攻打北京城。现在的北京城就剩了几万军队，形势相当严峻。
关于如何应对，朝廷大臣形成两派。其中一派向刚刚登基的景泰皇帝朱祁钰提出建议：皇上咱们迁都吧，原来咱们国都在南京，后来迁到北京的，咱们还迁回南京。实际就想往南京逃跑。如果景泰皇帝听取了逃跑派的建议，恐怕中国历史都要改写。北京作为800年的国都，历史就断了。还有一派是以当时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主战派。于谦当时挺身而出，非常愤怒地斥责了这帮逃跑派，他在朝廷上说，对于主张南迁的人就应当杀头，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能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北宋南渡的历史教训，不可忘记。
于谦
于谦又向皇上陈词说，咱不能逃跑，一定要力保北京，而且我认为咱们也能够保卫北京。于谦的主张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官员的支持，形成了主战派。主战派在朝廷以外，也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和支持。景泰皇帝朱祁钰觉得于谦说的对，是为国家着想，也是为皇帝着想，他采纳了主战派的建议。景泰皇帝和当时的皇太后商量，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战派在皇帝的认同下战胜了逃跑派，使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得以延续。
于谦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说服了皇帝、击败了逃跑派。可是天桥把式，光说不练不行；真得练，要把保卫北京城，从口号落到实处、变成行动可太难了。
首先，用什么人来保卫北京。第二，靠什么手段保卫北京。保卫北京的精锐部队和善于打仗的武将们，之前都已经跟着正统皇帝去了大同，结果有去无回。能打仗的武将都战死了，20万大军也没剩多少残兵败将。如果算上没去大同的北京城守城部队，满打满算就几万人马，既缺少兵器，又缺少铠甲。
面对瓦剌的虎狼之师，好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愣要和一位拳击冠军在擂台上比试比试。应该说比赛还没开始，胜负结果大家就都看出来了，肯定是凶多吉少。于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就是不服这口气，就要打赢这场北京保卫战，而且还真打赢了这场北保卫战。
于谦出生于明朝洪武31年，1398年5月，汉族人。进行北京保卫战的时候，已经51岁了。资料上显示他是杭州府钱塘县太平里的人，实际上这不是他的老家。实际上是祖居考城（今河南省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他的太祖于伯汉，带着一家人迁到山西，在山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迁到了江苏苏州。他的高祖于夔世在元朝时当过官。他的曾祖父于九思在明朝初年担任杭州路大总管，所以由江苏苏州迁居到了杭州钱塘县太平里。
于谦少年时就刻苦读书，有远大志向。他非常敬佩宋朝文天祥的气节，一直在家里悬挂文天祥的画像。12岁那年，一天他来到一座石灰窑外面，看见老师傅们在煅烧石灰，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经过熊熊烈火焚烧之后，变成了雪白的石灰。他看到这些深有感触，略加思索之后，就吟诵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也有人说这首七绝的名字不叫石灰吟，叫《咏石灰》，但内容是差不多的：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2岁的于谦，竟写出这么有志向、有骨气、有气魄的诗句，真让人刮目相看。这首诗不只是对石灰形象的写照，更说出了于谦的人生观和人生追求。后来这首诗被人们传唱了600年，虽然有几处字句流传得不太一致了，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生命力。
永乐19年（1421年），当时23岁的于谦考上了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以御史身份跟随宣德皇上朱瞻基平定汉王朱高煦的治乱，而且当时义正词严地斥责朱高煦的行为，受到宣德皇上的赏识，升为巡按御史。在宣德5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正统13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北京任兵部左侍郎。在土木堡之变中，兵部尚书邝野战死了，兵部尚书职位空缺。在瓦剌大军压境、北京城危在旦夕的时候，景泰皇帝朱祁钰提升他为兵部尚书了。他这是临危受命。
如何退敌、保卫北京城，是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之后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当务之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于谦的聪明智慧、军事才能以及一贯的以国为重、顾全大局的思想，在这个关键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他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做准备。人力方面，着重整顿、充实京军。第一，急调两京、河南的被操军来北京。被操军是明朝政府安排的替补军人，就相当于现在的预备役二线部队。第二，急调山东以及沿海的备倭军来北京，备倭军是当时明朝政府安排驻守在沿海一线，随时准备抵御日本倭寇、比较擅长海战的军队。第三，调动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运粮军来北京。运粮军是在大运河沿线各州各府，为朝廷押运粮草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军人比较熟悉船只运输，打仗一般，但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人调到北京，就使北京城的兵力由几万人迅速增加到了22万人，在兵力数量上形成了优势。
同时于谦还改革了军制，把传统的三大营改为10团营，为了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三大营从明朝初年开始执行，指的是5军营、3000营和神机营，由各自的一把手总兵负责管理指挥。三大营相对比较独立，各有各的管理体系，不太利于统一指挥。于谦废除了三大营，在这22万多人里，挑选了相对精锐的15万人，分成了10个团营。这10团营结构非常紧密，责任明确，便于统一管理和指挥。后来于谦创立的这10团营管理制度，不但在北京保卫战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对于明朝后来的兵制管理的方式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军队体制改革过程中，于谦又提拔了一批有才能、勇于担当的将领。在这些将领的率领下，对没有经验、战斗能力的士兵，进行了教育、训练。经过一个多月备战，明军势气大振。于谦还派监察御使白圭及其他15名官员，去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招募新兵，抓紧训练，以备补充。
武器装备方面，于谦也想了很多办法。当时京军中仅有大约1/10的将士们有盔甲，兵器严重不足。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于谦一方面是命令工部加紧赶制兵器、盔甲，夜以继日，连续的生产。另一方面，请皇上传旨给南京，要求把南京库存兵器的2/3，大约126万件各种兵器紧急调入北京，补充给北京的守城部队。再有，于谦还派人员到土木堡一带，去收集明军8月份溃败的时候丢弃的物资。还真找回来不少东西，根据历史记载，找回头盔9000多顶，铠甲5000多件，火枪11,000多杆，神铳（简陋的火枪）2万只，神箭（带火的火箭）44万多支，火炮800余门，使明军的武器装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补充和改善。
除这些之外，于谦还考虑到，面对瓦剌大军的进攻明军是防守。防守就一定要加固北京的城防设施。他组织人员进一步深挖城墙外的护城河，当时叫护城壕，让敌军轻易过不来。把原有的脏东西清理了，清理长度就接近50里地，整个围着老北京都城一圈。又加固了北京周边接近50里地长的城墙，整修了9座城门，尤其是箭楼，特别是城北的德胜门、安定门，城西的西直门、阜成门。他判断瓦剌大军来，很可能朝这4个门进攻，所以着重加固4座箭楼子，加强城防。他还命令工部组织人员，在城墙堞口处设立门扉，在城垛之间钉木栅栏门。木栅栏门使守城的部队士兵们隔着栅栏门，既能看见城下情况，又能往城下放箭，还能挡住敌军射上来的箭；敌人如果攀爬城墙的话，还能防止敌人跳进来。门是活的，能开能关，如果打开还能往城下扔石块，抛石灰。在较短的时间内，在都城一圈做了1万多个栅栏门。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上的德胜门图
1905年德胜门瓮城外箭楼东侧护城河沿。
1870年至1875年，阜成门瓮城外西北面。
1912年至1915年阜成门迤南护城河。
1921年瑞典人喜龙仁在阜成门南边拍的内城西城墙内侧，照片的左上角可以看到登城的马道。
1901,西直门箭楼西面(城外)，庚子之变过后，市面一片萧条。选自《从阿穆尔到北京紫禁城 》
此外，还在城墙上绑上沙栏木5100多丈——就是在城墙外，由城墙顶上往下悬挂的横着的一根一根圆木。守城部队在城墙顶上，通过绳子控制这些圆木在空中的高度，让其可升可降，能阻止瓦剌大军攀爬城墙。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要想打胜仗，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当时北京有好几百万担储备粮，可供全城老百姓、军人吃一年。按理是高枕无忧了。但这些粮食基本都存在北京东郊通州，粮食是从南方通过大运河用船运来的。在元朝的时候，运粮船可一直行驶到北京城里的什刹海。到明朝前期，因为河道淤塞、水量减少，运粮船只能到通州了。把粮食卸下船，存到朝廷在通州建设的仓库里，这里的仓库叫通仓。根据北京城里的需要，随时用马车运到北京城里的粮食仓库里，城里的粮食仓库叫京仓。北京保卫战之后，到明朝的嘉靖年间，又疏通了通惠河，运粮船才又行驶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下头了。
清代停满了运粮船的大通桥漕运码头。托马斯·查尔德摄
正统年间，进行北京保卫战的时候，运粮船到不了北京城。如果瓦剌大军把北京城包围了，城里的人还是吃不上粮食，通州的粮食等于给瓦剌大军预备了。当时朝廷里有人给皇上建议，一把火把粮食烧了，咱们吃不着，也别给敌人留着。于谦不同意，他说这些粮食是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要运进北京城。他安排官府征用500辆大马车，昼夜不停地从通州往北京城里运粮。他还动员老百姓、官员及家属亲友们往北京城里运粮，运到京仓，卸粮当时就给运费。对于累计运粮食达到20担的人，除运费之外，另单发白银一两以示鼓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于谦的优惠政策鼓励下，运粮部队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到几天功夫，把通州几十万担粮食运进了京城。这下官兵、全城百姓心里踏实了。
按理说准备到这种程度，够充分的了。他又继续发动群众，把全城青壮年都动员起来，备战备荒。城里的木匠、瓦匠、工匠、石匠等统一变成工程队，进行训练，还筹集了大量的砖石、木材、石灰、工具等，以备暂时急用。为了发动其他地区群众，于谦还让朝廷发文，传达到京城周围，甚至山西、河北等地，让那些地方官府把民众组织起来，发放武器，根据情况配合打击瓦剌军队，切断其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