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都清楚,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经历了语言方面的改革之后,各地人民交流都没什么难度,因为我们有着神一样沟通的语言:普通话。
可是这在古代就有些难了,毕竟那个时候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这么推广普及的工具,各地操方言混江湖就实在太普遍了。但问题来了,如果地方的才子到“中央”为官怎么办呢?
一提唐朝,人们都应该听说过张九龄的名字,这可是个人物,人家七岁知属文,十三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了。而且,他被誉为“岭南第一人”,此名便足以可见其才华之霸气测漏了。
当然,后来他果然成为了唐朝影响力颇深的人物,而且官至丞相。据说当年杜甫对他就非常崇拜,因为没能将自己的作品让张九龄过下目,一直后悔到老。
但人们此时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张九龄即为岭南第一人,也就是广东界人士,那普通话过不过关呀?如果他只会讲方言怎么办公?怎么与皇帝谈论国家大事呀?
这确实是个问题,毕竟广东人有着自己的语言。当然,各地都有着自己的方言,特别是在古代这样一个各方相对独立而居的时代,方言非常重要。
不仅如此,那个时候还会保留着一些古语的发音,也就是各地因自己地方衍变而产生的发音,外地人想要理解的话,并不容易。
但古代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笨,人家也有大家向往的“一线城市”,比如首都,以及相对发达的地区。
如此一来,人员集聚越广泛的地区,语言方面的变化就越显著,沟通起来也就相对容易多了。特别是首都这样一个地方,三教九流,天南地北,大家想要相互交流,官话(普通话)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这样想来是不是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张九龄一个为官的,如果不会官话是不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另外,毕竟人家是读书人嘛,实在不会说官话,用书中的语言也是一样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的。
张九龄的出身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甚至是官四代。根据资料显示可以看出来,老张家世代为官,他的曾祖父是韶州别驾,而祖父则为窦州录事参军,父亲为新州索卢县县丞。
先别说这都是些什么官位,虽然没至集权中央的地步,但也算见多识广了。当年,张九龄才十三岁,就曾经亲自给广州的刺史写信,进行交流沟通。
广州刺史王方庆看了张九龄的信,一顿猛夸,认为将来他就是可造之才。如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件事:写信肯定是书面用语,这与普通话就相接近了。
当然,人家是官二代,接触的人也会多,各地的人见多了,那语言方面自然就会更容易驾驭。现在我们夸一个人会说其“通八国语言”,在那个时代,估计可懂几门方言就很牛了吧。
了解了张九龄的现状,再看看当时的广东是什么方言。现在的广东话包括白话、客家话、潮汕话以及土话等。这也就是说,当时唐朝时代的广东,或者说韶关,到底讲哪一门方言就很难确定了。
不过,我们知道了张九龄在语言方面的优势之后,肯定也没有必要来纠结他会不会普通说的想法了。能读书,能写信,交际广,见识多,有官宦家世,其讲官话那就一点也不在话下了吧?
当然,这是一种猜测,毕竟具体证据拿不出来。谁让资料之中没有相关记载,不标明张九龄是用哪一种语言来办公的呢?
但有一件事必须告诉大家:想要入朝为官,大家讲官话是必然的,尤其在皇上面前。如此来说,张九龄会不会都得说官话,哪怕说得不好呢,但让皇上听懂肯定是没问题了。
总是在说:官话、官话……可能会有人以为这就是一种说话的技术。其实,这在旧时是一门语言的形式,它就是用来让皇帝听懂所有人意思的一种语言。
这是不是让人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没错,其实官话在那个时代比现在的英语还重要,只不过除了中原地区,或者说当官的要去掌握之外,其他百姓并没有太多需求,除非要各地去经商。
而关于官话的标准制定,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因为那个时候有考举制度,那些学子们要想入朝为官,要想读好各种书籍,这门官话又是必须要学的。为什么当时的秀才们说话总被人觉得咬文嚼字?这其实就是官话的相对形式。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官话是限定于阶级或者身份相对较高的人使用的,因为低阶层的百姓对其需求性不大。
但就算这样,国家还是要制定另外的官话标准的。相对来说,首要条件肯定是要认字的人才会讲,不然学起来不那么容易。
就有专家们对当时的官话规则进行过研究,认为若以魏晋时期的洛下音为主的话,这种难度相对较大。相反以后来的金陵音,参考一部分的洛阳方言,那就合理多了。所以,推断这大概就是隋唐时的官话原则了。
不过,到了贞观年间,科举考试中出了《切韵》一书,这也就是说,当时考生写文章,作诗都必须要以《切韵》为标准。如此一来,为官者若都能在办公过程中使用《切韵》语音,那自然语言沟通就容易多了。
所以,所谓的官话其实规则非常简单。只不过人家只要求当官的使用,对百姓没说法,自然我们就没必要了解太详细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想起了张九龄到底说广东话还是官话的问题。古人有入乡随俗,老张从广东来到中原为官,他若总操一口粤语处世,想来皇帝是不买账的吧。因此,这件事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官员与皇帝交流,自然要讲皇帝能听懂的中原普通话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