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因此，人们常常称之为“魏晋玄学”。而在魏晋时期，更多称为“清谈”、“玄谈”、“谈玄”、“清言”等。《晋书·陆云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名士陆云因迷路而夜宿荒郊，与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年夜谈《老子》, “致辞深远”，天明后辞去，才知方圆数十里并无人家，只有王弼的墓。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故事虽荒诞，但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相当丰富。它说明，至少在西晋初年，人们就将王弼在曹魏正始时期清谈《老子》的学术活动称为“玄学”。

那么，为何要将王弼等名士们的学术思想称为“玄学”呢？“玄学”之名，当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注释《老子》第一章时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

王弼用“玄之又玄”来解释老子的“道”，也就是“无”。在王弼看来，“玄”为“物之极”，是一种宇宙本体的表现形式，因此，“玄”乃众物之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玄”就是“无”。“玄”既是对万物本体的描述，又是理解万物本体的途径，而“玄”又无法言说，故称“玄之又玄”。这是王弼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是学术思想的一大创新，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用“玄学”来称呼这种全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之名，虽然源自“玄之又玄”，但玄学本身并不“玄”。就理论特质而言，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余绪，实现了对经学的反动与超越，将学术思想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玄学是儒道思想内在融合的产物。当汉代经学的宇宙生成论难以支持儒家伦理价值体系时，人们开始以“本末体用”方法来解释儒道关系，也就是用道家的人性自然来解释儒家伦理纲常合理性，以此缓解东汉中期以来名教破产后的信仰危机。

从何晏、王弼到向秀、郭象的玄学发展史，就是不断完善“本末体用”方法，使儒道合二为一的理论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是玄学的主要形态。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则是玄学的思想激进派，属于玄学理论中的异端，是魏晋禅代时特殊政治氛围的产物。而到了西晋时期，乐广、郭象等重新阐释了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较好地解决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成功地调和了儒教与老庄之间的关系，这是正始玄学在西晋时期更为细密的回归。

玄学并非单纯来源于道家，而是儒、道思想的深层融合，但是道家起了主导作用。从玄学的理论形态看，“自然”是“本体”, “名教”是“末用”；从玄学的社会形态看，放达不羁的魏晋风度，正是“自然”主题在士人生活方式中的展现。正因为如此，魏晋玄学又被称为“新道家”。历史上，玄学也曾直接被称为“老庄之学”，如玄学的创立者何晏、王弼，史籍说他们“好老庄言”、“好老氏”、“祖述老庄”。作为道家学派的最后一个形态，玄学不仅在理论上更精致，思辨水平更高，在社会影响方面更是战国秦汉时期的老庄哲学、黄老哲学所无法比拟的。老庄哲学仅少数士人遵奉，黄老哲学虽然西汉初一度被尊为官方思想，但主要存在于部分当权者的政治理念和治国行为中。魏晋玄学则不然，它的社会影响与两汉时期的经学相似，已从学说转化为一种士人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按时间先后顺序，玄学思潮的发展通常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以王衍、郭象等为代表的元康玄学；以张湛、韩康伯、支道林、僧肇为代表的江左玄学。所谓的“四个阶段”，是我们今天研究者的一种观察视角。在我们看来，玄学的理论形态在上述四个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始和竹林时期，无疑是玄学的理论高峰，在这一时期，玄学的理论创建已经基本完成。但就社会影响而言，元康和江左时期的玄学更多地表现为对社会、文化及宗教的渗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士人争相推崇的行为方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玄学在东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气象，那就是与佛学的合流，涌现了一批与玄学名士风貌非常接近的名僧，他们出于弘教的需要，迎合、引入玄学理论来发展般若学，通过与名士的交游获得生存与发展条件，玄学在佛教的本土化发展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玄学的上述发展阶段，符合人类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思想总是由少数人的深刻见解引领，经过追随者的不断努力，最终变成一种社会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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