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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5K,为啥操心年入千万的网红

2023-12-24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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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5K,为啥操心年入千万的网红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沸沸扬扬的东方甄选事件,终以董宇辉晋级、CEO下台而短暂落幕。短期内,人们看到了一种打工人翻身的爽文叙事。董宇辉被老板重新请进直播间,给股份,给承诺,捧在手心里。

12月18日那场直播结束时,董宇辉和俞敏洪唱起了《朋友》,在一片惺惺相惜中,迎来了多方共赢的结局。至少,表面上如此。

董宇辉变身副总裁,即将成立个人工作室,虽仍由东方甄选100%控股,但整体结局,依然安抚了相当一部分为其操心和奔波的网友。一番折腾后,新东方股价和粉丝双双回涨,更重要的是成功实现了“去董化”:新的直播间,新的赛道。

与此同时,格力总裁董明珠用孟羽童作负面案例,对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厉声指教:“年轻人不能拿赚钱当理想”,惹来一片群嘲,董明珠被指格局小,“何不食肉糜”。

而被格力驱逐的孟羽童,反而在社交平台上人气愈旺,活动与商务接不完,身价不减反增,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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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羽童

月薪不到一万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些年入百万甚至千万的网红,紧盯着他们与老板之间一点一滴的互动,侦破职场阴谋,揣测老板动机与意图,辨析陷阱,警惕画饼,为网红要职位、要股票,谋出路,操心程度,堪比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投射。一个留,一个赶,一个哄,一个斥,董、孟两个年轻人,无疑是打工人与资本之间关系变化的缩影。

这是一个去繁留简的时代。宏大的、遥不可及的理想不再能吸引年轻人,粉丝也好,围观网友也罢,大众需要的,是能抓在手里的确定性,是大方坦荡的趋利和清醒的自我察觉。

时代的鸿沟

1990年,36岁的单亲妈妈董明珠扔掉国企铁饭碗,带着8岁的儿子南下,来到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前沿城市珠海,进入格力电器(32.000, 0.05, 0.16%)前身之一的海利空调厂,做基层销售。

她的“铁娘子”作风,从那时起就初见锋芒。为了催收一笔债款,董明珠每天五点多起床到工厂,详细背诵每一款家电的型号配置,将每个产品牢记于心。

董明珠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励志创业故事,代表了那个靠拼搏改变命运的时代潮流。哪怕在这种叙事的说服力大大减弱的今天,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典范。如今,业内皆知她对员工狠,但很多人不知道,她对自己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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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和孟羽童

比董明珠晚近半个世纪出生的孟羽童,情况则大有不同。

孟羽童出生于互联网时代,几乎贴合着网络发展的步伐,有特长,能进浙大,长得漂亮,讨人喜欢。

只不过,这些在董明珠看来是“优势”甚至是捷径的东西,其实在任何一个“孟羽童”身上,都不见得有多“有用”。

如果不是参加了综艺节目,如果不是恰好被董明珠看中,名校毕业的“孟羽童们”,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了,等待他们的,也许不是三年加薪、五年升职和十年实现财富自由,而是30岁的婚育危机,35岁的裁员危机,40岁的育儿焦虑、60岁的养老焦虑。

大企业并不能提供任何保障,近些年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风波,不断验证着这一点,进入越是竞争激烈的环境,越可能因为非能力原因被淘汰。市场经济的规则已不是二十多年前那套,如今是一个学历贬值,年龄优势过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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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羽童毕业于浙江大学

“奋斗叙事学”的祛魅,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在“用脚投票”的网络纷争中,一切不言自明。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期待一份工作就能改变命运,是极其不现实的。

时代的沟壑造就了这些认知与立场上的差异。时代之巨变,覆盖了个体的生命长度,因此,要指望董明珠理解孟羽童,或孟羽童理解董明珠,都不是特别现实的事。

董明珠那一代人所拥趸的“奋斗就会成功”的价值观,对于今天面对竞争激增,机会骤减的年轻人而言,是粗暴且残酷的。

但新一代人所追捧的逻辑,对老一辈人同样有些粗鲁:流量等于一切,流量决定一切。

与董明珠同代的俞敏洪,同样曾经拥趸着那一套“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价值体系。

在以俞敏洪为原型改编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饰演的角色复刻了俞敏洪当年的奋斗史,“我要在大学四年里读800本书”,现实中的俞敏洪,也为了改变阶层拼命读书,不成功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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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他收入麾下的董宇辉也是个读书人,网友们隔着屏幕感慨“读书还是有用”的时候,其所指意,却与俞敏洪当年的升学论已经大不同。

12月17日,沸腾多日的新东方小作文事件,俞敏洪最终还是选择抛弃多年的战友,留下了董宇辉。在很多人眼里,这种选择,不过是拥抱流量。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打工人的图腾

从粉丝/受众的视角看,董宇辉是另一种打工人神话。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本打算在城市里做一辈子老师的普通人,董宇辉身上集结了不少打工人的一种理想叙事:被时代选中,勤恳沉潜多年的才华终于被看见,从此绝地反击,搭上反击传统惯例的快车。

相较于上一代人考学、追梦一类的奋斗叙事,董宇辉这种具有时代偶然性的普通人逆袭是不可复制的。也因不可复制,更具有了某些传奇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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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辉

对应的例子是“口红一哥”李佳琦。在今年九月之前,李佳琦在公众印象里与董宇辉具有类似的打工人崛起路径:都是从底层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被大众看见,也都有着不凡的过人之处。

但后来,李佳琦成为了自己身后的美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之一,自己也成立了公司,从身份上渐渐与普通打工人脱离了开来。

不好说是身份的变化在前,还是李佳琦自己的心态晃动在前,今年九月的“眉笔事件”翻车后,李佳琦彻底与大多数的“打工人集体”割裂,他也许短暂忘记了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老板而是受众,因而被大众背弃。

而董宇辉,他既不像更年轻气盛的孟羽童那样,与老板彻底决裂,将自己置于具有风险和争议的舆论旋涡中,甚至一度显得孤立无援。

也不像更危险的李佳琦那样,只身一人迎接千军万马的消费者,靠高速运转的信息流和商业逻辑立足,同时也随时可能把自己置于消费主义逻辑的悬崖边缘。

董宇辉的“成功之路”,恰好契合了受众期待中最稳妥的路径。

变身文旅副总裁、高级合伙人,且不说是否算得上董宇辉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胜利,表面上,俞敏洪暂时安抚了那些焦急奔走的粉丝们。名头给足了,但仍有不少粉丝和网友,对董宇辉的股份和薪资涨幅念念不忘,孜孜不倦地剖析“老俞借钱给董宇辉买房”背后的微妙感。董宇辉怎么想可能不重要,但人们始终警惕“画大饼”的职场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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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辉和俞敏洪

在这里,受众代表的既不是饭圈体系里的粉丝,也不是观看直播的消费者和网友,而是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打工人,是一个个困在格子间和写字楼里,能从各种信息洪流与情境里找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信号。

他们从“孙去董留”里看见的,是职场斗争被打压的信号,从“俞挽董升”里看到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打工人对老板的精神进攻。

与此同时,最年轻的孟羽童被格力“驱逐”出去后,不仅没有沦为“丧家犬”,反而支持与赞扬声愈烈,早先那些有关职场契约的道德争议,也逐渐淡没。广告、商务活动、人气逐渐风生水起,其在个人自媒体上的带货状态,也较之以往更松弛、自信。

网友将现在的孟羽童,与她曾在格力直播间被逼跳舞的状态两相对比,得出结论: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如今的孟羽童,接两条广告,抵过在格力加班加点两个月。

理想叙事的衰弱

去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又名《狗屁工作》)中文版出版,在社交平台上流行了一阵子,书中提到,在现代社会,资本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是互相分离的。越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比如护士、老师、清洁工、消防员等职业,现在工资越低。反而是那些对社会没有太大贡献的工作,比如网红等,工资越来越高。

时代的规则变了,但颠覆带来的,除了众声狂欢,也有掺杂其中的难以察觉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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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会军和于文亮

狂欢来自那些渴望一次颠覆与叛逆的社畜,哀叹来自从小受着功绩主义教育长大,拼尽全力上大学,甚至是好大学,毕业后,却可能发现自己混得还不如那些没有学历的网红,比如曾经的快手辛巴、今天的小杨哥等主播,从草根到年入千万,需要的反而是一些反常规,甚至是反常识的路径。

“混”,这个最初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字眼,携带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机会主义。用当时的话语体系来说,董明珠也是九十年代“混得好”的代表——起点低,没有亮眼的学历,也没有好的家世背景,凭一己之力一步步打下自己的商业江湖,踏入富豪榜。

工作的本质在不断演化,越来越多的行业,越来越多心怀梦想的普通人,都可能在时代洪荒势不可挡的大趋势面前隐入尘烟。理想主义的叙事,不那么管用了。

不过二十年前,北岛那句“那时我们有梦……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还是一个时代信条。不必人人都得有梦,但那个时候,梦想不是用来嘲笑的东西,有理想的人,也不是易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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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考公考研大军浩浩汤汤,数据里隐藏的集体情绪,是求稳,是生活的绝对值,在稳定的基础上,更多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和设想,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满怀激情了。

而在真正的理想面前,真实的自我渺小、脆弱得不堪入目,随时可能被淹没在时代洪荒中。一想到这一可能的未来,普通人难免乏力。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金麒麟分析师)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谈到时下最流行的哲学家韩炳哲,后者对“优绩主义”的消解,在东方社会可作此解:“努力并不必然会带来成功,但是对成就的渴望却永无止境。这种内在的压力让人们疲惫不堪。”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关键词:网红      点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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