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罕见的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更多考虑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并将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的新特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观察者的共识，但也带来了“去中国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也特别值得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凭借现有优势、抓住历史机遇。
“去中国化”的挑战
前有堵截。美国在高端科技领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限制。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机构被纳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同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严厉、苛刻的审查。美国也在通过国际网络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收紧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人员交流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后有追兵。中国产业链的外部竞争压力上升。由于国内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纺织服装产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外移。2007年至2018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服装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从2.9%上升至18.5%。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大行其道，东南亚国家处于CPTPP、RCEP等重要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交集之中。尤其是越南还达成了欧越自贸协定，竞争优势更是明显上升。
以上两个方面影响叠加，再加上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全球产业链在长期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将弱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本身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选项之一，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因此中国毫无疑问仍将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元化可能对中国的产业外移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去中国化。
另外也要注意到，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转变为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速。而一个更低的全球经济增速，反过来也将导致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产业链将更趋数字化、资本化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数字化、资本化趋势，并将对现有的全球要素禀赋优势格局产生冲击。第一，疫情将在中期对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疫情的扩散范围、持续时间，大大超出之前的普遍预期，而且有可能出现反复。在疫苗研制成功、大范围普及之前，疫情将对现有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日常防疫、生活住宿环境等成本将明显上升。即便工资不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也将面临上升。
第二，疫情冲击的另一个后果是，资金成本端的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化。为了应对疫情，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并以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由于产业链将走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全球经济潜在增速还将呈现趋势性放缓。在此背景下，各国财政难以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甚至还将面临困难处境。在全球经济增速偏低、政府高债务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将难以退出低利率政策环境。
第三，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升（不同于工资水平上升）、资金成本维持低利率环境，这两个条件将激发数字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疫情改变了商业模式，直接从需求端推动了线上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疫情还将在中长期改变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并从供给端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兴技术大多为技能偏向型，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再加上劳动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边际变化，制造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占比将出现下降、而资本占比将有相应提升。
综合三方面因素，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数字化、资本化特征。新兴技术的应用，将引发资本对劳动力的更多替代、从而改变现有的国际比较优势格局。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赶超将面临更高门槛。
产业链数字化进程中，中国面临机遇
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这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进行再评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化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短板。其次是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的权衡面临更多困难。最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原本就面临一定的产业空心化，以此为基础要实现以实体产业链为基础的数字化整合，也将面临更高成本。
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前沿，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竞争优势，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第二，中国的产业链完整、生产配套网络发达，这为产业链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体领域还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产配套网络等等，都为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融资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总体而言，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抓住、而且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另一个似乎遥远，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成为发展趋势，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将更多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业将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有望在这一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将首先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在此过程中，如何使得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政府如何在再分配过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